“述而不作”古今应用与研究述论

Apr．2013第4期总第230期

TheoryJournal

No．4Ser．No．230

“述而不作

\"古今应

用与研究述论

郭明浩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

[摘要]‘‘述而不作”作为孔子对先圣之道的基本态度，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居于至为重要的位置，在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各个领域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深刻影响到传统士人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以及价值取向。从古至今，践行者和研究者代不乏人，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从视野切入对孔子这一思想方法作了审视评骘，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但依然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孔子；“述而不作”；释义；应用；视野[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3)04-0121—06

“述而不作”作为孔子对先圣之道的基本态度，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居于至为重要的位置，对中华文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化的发展演进有着深远影响，并成为古代士人基本乎!’’‘21‘‘膳文公下’’

的话语言说方式和经典阐释原则。千百年来，对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述而不作”的阐释和应用在诸多领域不断渗透强

秋》作。晋之《乘》、楚之《特杌》、鲁之《春秋》，化，然而，在不少方面至今却存有诸多的争议和歧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日：

见。这是一个非常有意味的文化现象。

‘‘其义则丘窃取之矣。”【2]‘《离妻下))

一、“述而不作”释义

由于《春秋》的史书性质，很多人将“作”训为“创“述而不作”首见于《论语述而》：“子日：‘述作”。不但诸多古代文献将“作”当“创作”解，当下

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由于缺乏具很多研究者尤其那些将“述而不作”更多视为孔子体的言说语境，即是一句“孤语”，故后人对此的理编撰思想的，更直接将“作”理解为文字书写意义上

解与阐释有较大争议，至今仍莫衷一是。综合论之，的写作即所谓著述创作。但是，综观孔子的一贯思后世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字义训

想，“作”应训为“别创”、“新创”或“改创”，正如清解，二是思想指向。

儒黄式三所言：“作者，创人所未知。述者，昔有之第一方面。正确理解“述而不作”的本义，前提而今晦之，为之祖述以明之也”[31(P433)。

是准确的字义训解，尤其是对“述”、“作”的释义。第二方面。更大的争议来自于孔子“述而不据《说文解字》，“述，循也”，故“述”可训为遵循或作”的思想指向，即夫子此语的言说对象，且这一争

承袭。对此，诸家并无太多异议，争论的焦点均集中

议还经常与前文所论的字义训解的争议相混杂。总

于“作”上。不少人把“作”解释为“创作”、“写作”，

的来说，古人对“述而不作”的言说对象主要有两种而周远斌认为，“作”应释为“别创”、“另创”，并指看法。一种认为是孔子对“六经”的基本态度、原出“创作”说是后世对孔子“述而不作”思想的一种则，即孔子对以“六经”为代表的先圣典籍的态度是误读，这种误读从班固那里就开始了…。周远斌提遵循，而不是“创始”、“初创”。朱熹即持这种观点，出的“别创”说可谓独树一帜，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学

其云：

界长期以来的释义偏差，意义非凡；但误读的始作俑

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

者可能并非班固而是孟子。因为《孟子》中两次提

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孔子删《诗》及孔子“作”《春秋》：

《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盖不惟

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

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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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辞之谦也。

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

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

知也．．[4】(卷四<速而第七))

同时，朱子认为，孔子自言“述而不作”是自谦之辞，因为夫子对六经的修订与整理集众圣贤之大成，其“述”之功超越先圣之“作”。朱子“功倍于作”的说法将孔子捧于有创制之功的圣人之上，此言也打破了前人所谓“作”高于“述”的传统观点，因为“圣人作，贤者述”乃传统文化的正统观点。另一种看法认为，孔子“述而不作”是指孔子对礼乐的基本态度，如郑玄就认为，“今孔子谓其时，明孔子无位，不敢作礼乐，而但可述之也”[5】‘删。252’。与郑玄持相近的观点还有南朝经学家皇侃。郑玄和皇侃均解释为，夫子虽有圣德但无天子之位，故无权新制礼乐，只能承袭前贤所创。笔者认为孔子“述而不作”是其对古圣贤之道的基本态度，因为夫子“祖述尧舜，宪

章文武”是对圣人之道的全面承袭，而非有所偏面

地择取一端，故焦循之言颇为中肯、全面。其云：

述其人之言，必得其人之心；述其人之心，必得其人之道。学者以己之心，为己之道，以己之道，为古人之言，日吾述也，是托也，非述

也。…咖’

焦氏以为，后世如欲传述先贤之言必先深得前人之心与道，而不以己之心与道求古人之言。焦循此言证明了孔子所谓“述作”不限于某一具体的器物层面，而应该是深层的心与道。也就是说，孔子此言既表明了他对先贤周礼文化的鲜明的政治态度，同时也是他治学传道的一种基本方法以及话语言说和生成方式。由此可见，“述而不作”在孔子那里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也可谓正确理解孔子思想的一把钥匙。

二、“述而不作”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

儒家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主体，作为儒家文化奠基者——孔子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不言而喻，正因如此，孔子“述而不作”思想也在各个领域

得以阐释和应用。

(一)史学中的“述而不作”

亚圣孟子首开论孔子“作《春秋》”之先河，司马迁可能受《孟子》影响，在《史记》中言夫子“作《春秋》”，从而第一次将“述而不作”思想引入史学。同时，司马迁还否定自己是“作”《史记》者，阐明：“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

之于《春秋》，谬矣”[7](‘太蚣6序\"。《史记》是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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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修撰的蓝本，故后世史家承续太史公这一传统，在史著中多次使用这一观点，如《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均可见直接引用“述而不作”、或者将其贯穿于历史叙述与评判之中。他们在引用“述而不作”时，多借其承袭之意。另外，刘知几承续“作者日圣”之论，肯定了非圣贤不能“作”的传统观念，他还认为，“述者相效，自古而然”，“述”即是他所谓的“模拟”，自古以来都是后世继承效仿前人思想，换句话说，“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形式特征。应该说，刘知几将“述而不作”对中国文化主要是史

学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总结。

(二)经学中的“述而不作”

由于“述而不作”出自《论语》，因此，它在后世通常是作为经学话语而存在的，对传统四部影响最为显著的也是经学。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中即言其著乃涵括、承袭前人典籍，此处“述”、“作”依旧可以训解为承袭与新创，但与夫子本意显然已有较大距离，后来，在经学阐释中引入“述而不作”思想遍及诸经且蔚为大观。以之论《周易》者有朱震《汉上易传》、吕祖谦《古周易》、方闻一《大易粹言》、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保巴《易源奥义》等；以之论《诗经》者有蔡卞《毛诗名物解》、李先芳《说诗私记》、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范家相《诗渖》等；以之论《春秋》者有旧题郑樵《六经奥论》、黄仲元《春秋发题》、刘锦文《请(春秋胡纂疏)刊行启》、李明复《春秋集义》、郑玉《春秋阙疑》、赵涝《春秋属辞序》、顾炎武《Et知录》等；以之论《尚书》者有吕祖谦《增补东莱书说》、黄伦《尚书精义》、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胡渭《洪范正论》等，以之论礼者如陈游《礼记集说》及明清官修《礼记大全》和《El讲礼记解义》之类。当然，以之论他经者亦还有很多，在此不再列举。另外，由于古时礼乐通常联系在一起，因此也不乏以之阐发乐论者，如陈吻《乐书》、韩邦奇《苑洛志乐》等。借“述而不作”阐发经旨或为己张目，是中国经学阐释中十分普遍的现象，这绝非简单的以经证经，而是“述而不作”作为一种阐释原则与话语规则深刻影响着经学阐释。学界对此显然多有

忽视。

(三)汉代治国与“述而不作”

事实上，“述而不作”在本质上是体现了孔子的政治观，也体现了他的方的。汉朝是中国大一

统的朝代，也是独尊儒术的起始，故“述而不作”在

汉朝得到了广泛运用，除学术思想领域之外，在朝廷政事、治国理念中都可直接见其影子。桓宽《盐铁

论》两处提到了“述”与“作”。其云：

丞相史进日：“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所由不同，俱归于霸。而必随古不革，

袭故不改，是文质不变，而椎车尚在也。故或作

之，或述之，然后法令调于民，而器械便于用也。孔对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异道，非苟相反，所务之时异也。公卿既定大业之路，建不竭之本，

愿无顾细故之语，牵儒、墨论也。”

文学日：“君子多闻阙疑，述而不作，圣达而谋大，叙智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顿。小人智浅而谋大，赢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废，苏秦、商鞅是也。无先王之法，非圣人之道，

而因于己．故亡。’’[8】(<遵遗篇))

这是行政官吏一方和文学之士就是否和如何遵循古

代圣贤之道所展开的一场论争：丞相史认为，只要能经世致用，“作”与“述”都无关紧要，且对“作”有较多肯定之辞；而文学之士则认为，当遵循先王之道，为政之道古人早已道出，违背者可致灭亡。“述而不作”的大义在此并未改变，而将其引入政治论见和论争，《盐铁论》当首开风气。这也体现了传统学

术的经世致用特征。

汉代对“述而不作”思想作出总结并发展的是王充，他对“述”、“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且有所发展，成为汉代阐发“述而不作”思想的集大成者。首先，王充驳斥了别人认为其“作”《论衡》的看法，且重申了传统的“述作”观。其次，王充不但对“述”和“作”进行了具有总结性的界说，而且首将

“论”列入其中进行比较阐发，对三者作了十分明晰

的界定，认为“作”指前所未有的开拓，“述”为遵循沿袭前人成果，而“论”则主要着重于勘误和求实。再次，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位敢于突破传统的思想家，王充还对“述而不作”这一传统思想进行了革新。由于他反对复古，提倡独创，所以极为重视“作”，他认为，“夫不论其利害，而徒讥其造作，是则仓颉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责也。故夫有益

也，虽作无害也”[9]‘‘对作篇\"，即只要是有益于人类之事，人人皆可以“作”，“作”并非圣人专利。这显然

是对“非圣不能作”这一传统观念的大胆突破。

(四)文艺美学中的“述而不作”

刘向《九叹》云：“端余行其如玉兮，述皇舆之踵

迹”。王逸疏解云：“言思正我行，令之如玉，不匿瑕恶，以承述先王正治之法，继续其业而大之也”[10]‘阱川。这里的“述”，即为承袭先王大业之

意，无疑是孔子“述而不作”思想的体现。它的文学思想史意义在于扩大了“述而不作”的使用阈限，并较早将之应用于文学批评之中。中国文学在魏晋南北朝进入一个“自觉”时代，“述而不作”思想也在这一时期被大量应用在文学批评领域。曹丕《与吴质书》评论应埸“有述作之意”，此处述作当指文章著述而言；刘勰《文心雕龙》亦云：“作者日圣，述者日明”[11]“征圣))，这是对《礼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说法的直接承袭，体现了彦和以儒家思想为纲的思想构架。由于《征圣》是《文心雕龙》的“枢纽”之一，因此这一观点也必然贯穿于其文学、美学思想中。简文帝萧纲于《与湘东王书》中在承袭曹丕观点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他将“述作”理解为著述创作，并将文学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其在文学的自

觉性上显然超过了王逸和曹丕。与此同时，“述而

不作”还直接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世说新语》便引入了“述而不作”一语，此处“述”、“作”指文章著述；之后，文学作品中运用此语便成为常态，像在萧定、薛胜之、白居易、苏轼、吴梅村等的作品中便不乏典例。另外，“述而不作”还被引入书画美学中，谢赫《古画品录》用之论刘绍祖“善于传写”，张彦远《法书要录》以之论“遵循旧文而不穿凿”等。

(五)佛道思想中的“述而不作”

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最为核心的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吸纳，“述而不作”思想也较早被运用于佛教精义阐发。南朝僧{；占开风气之先，其《弘明集》有言“既途无异辙，辄述而不作”，虽与儒家原始意义有别，但大意尚在。之后，唐代道宣撰《广弘明集》及他经均有借夫子此言阐明佛法大意的现象。我们认

为，“述而不作”思想在宋代的重大发展有三：一则是出现了论述“述而不作”的专篇；二则是“述而不

作”在经学阐释中的广泛使用；再则是部分思想家将“述而不作”与道家思想联系起来。《朱子语录》中首次出现了论述“述而不作”的专篇，但基本观点与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所言基本一致，此处不

再赘述；于经学阐释中引入“述而不作”前文已述，

这里亦不再重复；此时，值得关注的动向是宋人首次将“述而不作”引人道家思想，其根本原因在于有人将“老彭”释为老子与彭祖，同时传说《道德经》乃老

子述容成子观点而得，使得将“述而不作”与老子相

联系似乎具有了更为充分的依据。著名的道家典籍《云笈七签》中就有“述作”之说，其基本意涵为对前人典籍采取“述而不作”态度，乃旧说新用，但在道

家典籍中较早出现具有浓厚儒家意味的观点，其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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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意义却是远大于实际意义。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引杨时(书中称龟山)之言，认为老子也是“述而不作”思想的贯彻者。其云：

龟山日：“老氏以自然为宗，谓之不作可

也。”朱文公日：“以《曾子问》言礼证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见。”盖聃周之史官，掌国之典籍、三皇五帝之书，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语而传之，《列子天瑞篇》引《黄帝书》，即‘谷神不死章’也。聃虽知礼，谓行之反以多事，故欲灭绝之。《礼运》‘谋用是作，兵由是起’，亦有是意。【12]‘卷七(公羊侍)’杨慎和宋翔凤承宋余风，将老子与“述而不作”思想相联系，而杨、宋二人所举例证和展开的论述确有牵强嫌疑，或者为发挥老子义理而附会之，因此受到较大非议。另外，亦有论者用“述而不作”阐释庄子思想，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便有一例。与佛家典籍中出现“述而不作”相类，用此阐释老庄思想虽可能引起较大争议，但毫无疑问，这种现象的存在告诉我们，“述而不作”非某家专利，在包括佛道在内的其他思想领域中也有体现。简言之，“述而不作”具有较大理论张力和广阔适用场域。

(六)清代治学与“述而不作”

清代乃中华文化的总结时期，“述而不作”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士人较多关注。经子疏解中的大量使用自不待言，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焦循与章学诚的观点。焦循在《雕菰集》中专列《述难》五篇，

对这一思想有着深入阐释，虽然朱子已列专篇论述

“述而不作”，但焦循对“述”的专篇解读在深刻性方

面显然超越了前贤，他对何为“述作”、如何“述”、何

为“善述”、何人可“述”等都作了深微的剖析。而章学诚并非局限于“述而不作”的字义疏解，而是将之与文章创作直接联系，并直接用之指导文章创作，可谓对“述而不作”思想的新发展。其云：

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

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

也。识如郑樵，而讥班史于孝武前多袭迁书。然则迁书集《尚书》、《世本》、《春秋》、《国策》、《楚汉牒记》，又何如哉?充其所说，孔子删述

《六经》，乃蹈袭之尤矣，岂通论乎!……史家诠

次群言，亦若是焉已尔。[13]‘喇’

章学诚指出，文士撰文与史家修史以“述而不造”为基本原则不同，不能守旧僵化，应提倡创新，严禁蹈袭前人。章氏此论颇为中肯、圆通且深谙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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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

三、当代学人研究成果巡礼

虽然“述而不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重要且影响巨大，但是正如很多在学术上具有吊诡意味

的现象一样，它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在研究的层面予以足够重视。当代学人对此的研究大致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近年来成果逐渐增多。

(一)对“述而不作”本义的探究

对孔子“述而不作”本义的考察既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也是正确理解这一思想的基础与前提。这方面较突出的研究成果，如前面提到的周远斌的《“述而不作”本义考》，作者通过详细的文献考索，对“述而不作”本义作了全面考证阐释，对指出学界长期于“述而不作”本义层面的偏差起到了拨云见日的作用。另外，《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所载徐兆寿《论孔子“述而不作”的误读与历史语境》一文不仅就儒家对“述而不作”的两种解释作了较为明晰的介绍，还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探讨；《天府新论》1996年第1期所载吴定初《孔子“述而不作”新论》、《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l期所载刘智明的《孔子的“述而不作”思想》均从不同侧面对

孔子“述而不作”本义进行了考析。

(二)对“述而不作”与传统文化之关系的审视“述而不作”作为影响传统文化极为深远的文化话语，从思想文化这一宏观视野进行探究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方面成就最为突出者当为刘畅，他的代表性文章分别是载于《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2年第4期的《述作四论》、载于《人文杂志}2002

年第5期的《思想力问题与述而不作传统》、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的《述而不作：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l期的《述而不作：从官方职能到学术思想》，这四篇论文可谓研究“述而不作”与传统思维方式之关系

的代表性成果，不仅对“述而不作”在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详赡的

分析，而且对其在当代社会可能起到的作用也有涉猎，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王四达在发表于《理论学刊}2007年第1期的《走出“述而不作”的文化怪圈——中国古代权威崇拜与社会停滞的历史反思》一文中认为，“述而不作”是孔子自我标榜的标志，且导致了传统社会的权威崇拜和社会停滞，反思这一历史教训，对今天的社会文化发展有重要意义。在发表于《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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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第1期的《孔子“述而不作”吗?——廖平对

今文经学“制作”说的改造与发展》一文中，对与“述而不作”密切联系的“素王”说进行了清理，尤其对廖平在此方面的思考与努力进行了考察；彭林发表于《孔子研究)2012年第5期的《从“三达德”看孔子的“述而不作”》一文，从孔子所推崇的智、仁、勇“三达德”出发来论述孔子是如何贯彻“述而不作”思想的，且引章学诚“圣人学于众人”说为之佐证；唐启翠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的《“述而不作”与“圣贤”神话》一文，从礼乐仪式和文字考古来论述“述”、“作”之原初意义及对“述而不作”的规约力量。另外，边家珍在《经学传统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形态》一书中列专节论述“述而不作”在传统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涉及到与中国阐释学、引经据典、圣人崇拜、经典崇拜及注疏之学的关系‘M]‘蹦删’，作者对之进行了精彩的分析，颇具启

发意义。只是，检视这些学术成果，我们发现，有一

些学者依然缺乏本义层面的准确把握，“述而不作”也必然指向传统知识体系。这是应当引起注意的。

(三)对“述而不作”所蕴含编辑思想的考察学界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时间较早。1986年，戴文葆先生在《中国出版》1986年第l期发表了《历代编辑列传》(一)，将孔子定位为“我国第一位大编辑家”、“编辑工作者的第一祖”。而后，胡光清在《编辑之友》19年第3、4期发表了《论“述而不作”——中国古代编辑思想史论之二》(上、下)，作者认为，从编辑角度看，孔子在“六经”问题上所体现的思想正是“述而不作”，而且这一编辑思想对之后我国古代典籍的编撰塑造了典型，是贯穿于中国

古代编辑思想史的一条红线。姚福申也将“述而不作”视为孔子的编辑思想，认为孔子对先代档案文献进行的“选择、审定和编校工作，也就是孔子自己

所说的‘述而不作”“15](啪’。朱海芳、易永卿、刘明海、李传书等也都从这一角度撰文，指出“述而不作”是孔子的编辑思想，且对之成因、表现形式及影响进行了阐发。还有研究者撰文认为，“述而不作”思想还可以应用于具体的典籍编撰尤其是地方志的

编撰中，这也是“述而不作”与编辑思想相融通的表

现。笔者认为，这类单纯视作编辑思想的探讨很容易建立在释义层面的“误读”基础上，且所涉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本来就是一桩众说纷纭的悬案，较难有所建树。

(四)对“述而不作”与中国阐释学关系的探讨

“述而不作”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阐释学的发生和嬗变，它在我国古典阐释学中的

地位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李翔海在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的《从“述而不作”经典诠释的理论特质》一文中认为，从一定程度上讲，由孔子开创的“述而不作”传统是中国经典尤其儒家经典诠释的基本诠释方法和诠释特征，这显然触及了中国古代阐释学的核心。王毅发表于《孔子

研究))2000年第5期的《“述而不作”之于孔子——一个阐释学角度的解读》一文认为，“述而不作”是

孔子对待文化遗产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主要涉及

到“礼”与“道”两个哲学层面，由“述而不作”导致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与“托古改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郭明浩、万皴发表于《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的《“述而不作”与中国阐释学建构》一文对“述而不作”与依经立义、推源溯流及本事索隐批评之关系进行了清理。另外，卢可佳也曾从比较研究视野，以西方阐释学作为参照，挖掘“述而不作”蕴含的阐释思想。此类成果均触及到“述而不作”与中国阐释学关系的某一侧面，但缺乏较为深入全面的钩沉。

(五)对“述而不作”现代意义的发掘

进行古代文化研究虽不必然要达至经世致用，但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无疑是当下学术研究的重要使命。“述而不作”不仅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在很多方面亦不乏现实意义。除上述一些研究成果已蕴含现代意义的探求外，还有的研究者直指其当下现实价值。如邓军海发表于《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1期的《“述而不作”的现代意义》一文认为，“述而不作”可纠现代学人盲目创新之偏；刘晶波的硕士学位论文《“述而不作”——在当下的语境下激活传统》以阐释学作为参照，试图激活传统并以此建构新的传统。另外，在论述“述而不作”现代意义的成果中，将其与现代教育相联系的论文数量也不算少，即探寻如何通过挖掘“述而不作”的精髓为现代教育所用。以上成果秉承古为今用的理念，自然不乏实际

意义。还需提及的是，到目前为止海外研究成果较

少，即使偶有涉及，也多为只言片语，并无深入探讨。如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一书虽然在“注释的必要”一节曾提及“述而不

作”[16]㈣¨，但仅局限于对孔子“述而不作”的简单

介绍，尚未作更为深人广泛的探讨。

四、未来研究展望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以为，对孔子“述而不作”思想的考察还有待进一步开拓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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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强化本义层面的考证研究，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扭转误读。前文对有关“述而不作”本义及其论争进行了简要爬梳，意在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其它层面，尽量避免一再的误用和歧用现象。因为在尚未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

厘清的前提下所开展的探索必然陷于空疏，也必然会显得步履蹒跚甚至止步不前。而准确理解孔子

“述而不作”思想本义的关键在于，必须将其放到整个中国文化这一场域中进行审视，拨开历史迷雾、厘清源流，这对我们正确理解这一思想的意义显然不言而喻。惟有此，才能准确定位这一思想所具有的深层文化内蕴，才能深人探讨其文化价值。

其次，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对之进行观照。跨

学科研究是目前学界的热点视角，进行跨学科审视

不但可以推陈出新，更重要的是可以拓展研究视野，有助于更为全面透彻地理解研究对象，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中国传统学术不但文史哲密切联系，且经史子集也相互交叉。如果我们对“述而不作”的考察局限于传统的研究范式和学科范围，无疑会我们的研究视野，难以取得新的突破。运用跨学科视野进行审视，比如全面深入讨论“述而不作”思想对中国文论、史学、美学、哲学理论所产生的影

响等，在学科交叉互释中考索穿行，不但有助于阐发“述而不作”的文化内蕴，还可以推进相关学科的研究。当然，这种跨学科考察不能停留于简单的类比，而是应该进行深入、具体的考察分析，不流于浅层次的勾勒描述，即“述而不作”作为一种文化话语是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某一学科的演进，而这些学科的发展又对“述而不作”思想发生了何种作用，等等。

第三，全面梳理和系统探究传统文化中的“述而不作”思想。通过细致考察我们发现，“述而不作”在我国传统学术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处地位被严重低估，对此学界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也明显不够，多为零星浅显的涉及，缺乏系统、有效的清理和提炼。由于“述而不作”思想深刻影响了历代文人的思想意识与行为实践，我们必须对之有较为清晰和全面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作更为详尽的考索和系统阐发，并及时将这些成果反映在思想史、文化史的撰写之中，为后来者奠定丰厚的认知基础。

第四，认识和发掘“述而不作”的现代意义。虽然“述而不作”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当代人的影响也许不再如传统士人那么显著，但如果执

拗地认为传统文化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一旦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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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文化语境便失去了任何价值显然是错误的。任何一种思想的前行都不是空中楼阁，都必须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并对之有效利用。应当看到，“述而不作”思想不仅在传统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对我们现今的文化建设依然会产生不可忽

视的影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中国如何面对

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讲是如何处理“述”与“作”的关系问题。例如，有关经典的传承是我国当下文化建设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如何有效地传承前人经典，如何为今日的文化建设服务，是我们探索已久却又尚未取得显著成效的课题，“述而不作”思想或许在此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参考，也就是在“述”

与“作”的有机结合中推进经典传承。又如，当下中

国文学理论建设遭遇挫折，“述而不作”在挖掘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以及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方面都具有可资参考的价值，这是我们文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显然，“述而不作”对当今时代如何更好地传承和运用传统价值理念均有借鉴价值。文化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任何的思想文化遗产都应在当下和未来继

续为我们所重视，并在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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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明浩(1985一

)，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

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