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沉郁顿挫\"的内涵 韩成武 [摘要]学界对杜诗主体风格“沉郁顿挫”内涵的解释，多从内容层面解释“沉郁”，从形式层面解释“顿挫”。本文认为，“沉郁”和“顿挫”既都有内容层面的因素，也都有形式层面的因素。“沉郁”内涵的内容层面是：思想博大精深，内容厚重丰满，感情深沉郁勃；“沉郁”内涵的形式层面是：使用“时空并驭”的手法，造成景物的巨大空间感和厚重历史感，造成抒情形象“视通万里，思抚百年”之特征。“顿挫”内涵的内容层面是：批判现实，匡正君王。“顿挫”内涵的形式层面是：诗句意思的频频逆转，以丽景反衬愁情的手法所形成的回旋、激荡的文势。 [关键词]杜诗沉郁顿挫内涵 杜甫诗歌风格因题材不同、生活处境不同、心态不同而呈现为多种面貌。但作为主体风格，人们仍是认准了“沉郁顿挫”。“沉郁顿挫”原是杜甫在给唐玄宗的《进(雕赋)表》中对其诗文的概述，后代文论家认为这四个字能够表述杜诗的主体风格，遂成定论。对于“沉郁顿挫”的具体含义，历代文论家大都从内容方面解释“沉郁”，从形式方面解释“顿挫”。我认为，“沉郁”与“顿挫”二者的内涵及成因，既都有内容层面的因素，也都有形式层面的因素。 一、“沉郁”包含着内容和形式双重因素 (一)从内容层面理解“沉郁”的内涵。对于“沉郁”的内涵所指，人们一般认为是杜诗的思想感情之沉厚、深沉、沉雄、沉着、浓郁、郁勃、忧郁、郁结，这些解释都与杜诗的基本内容相吻合。杜甫是先秦儒学的虔诚信奉者。他在诗中所执著表现的先秦儒家的思想精神，诸如忧患精神、人本精神、和合精神、乐道精神、笃行精神，这些，必定会使他的诗歌具有深厚、沉雄的性质；加上身经战乱，残破的山河、凋敝的民生与大唐盛世 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而诗人又拒绝对这种现实的认可，坚信盛世的复兴，于是，爱国主义、民族意识以及民胞物与的伟大情怀，又构成了战乱诗篇的主旋律，这些，也必定会使他的诗歌具有忧郁、郁勃的特征；同时，杜甫家世的血族悲剧以及幼年丧母的不幸经历、青年时期的坎坷仕途，由这些投在心灵上的阴影而形成的持重、忧郁的性格，又不能不使他的诗歌具有沉着、郁结的作风。 杜甫看问题总是比别人深入一层、慎重几分。这为他的诗歌带来思想深度和感情厚度。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唐帝国的朝野上下沉浸在歌舞享乐之中。只有杜甫感到了国家危机的来临。天宝末年，好大喜功的唐玄宗频频发动开边战争。南昭国本来与唐王朝关系友好，因唐王朝的地方官吏张虔陀对其敲诈勒索，使其忍无可忍，才投靠吐蕃。杨国忠与鲜于仲通串通一气，兴兵讨伐南昭。对这场不义之战，杜甫作了严厉的抨击，在《兵车行》中写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指出开边战争对国力的巨大损害：“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而同时代的诗人，如高适、储光羲辈，则为这场不义战争高声鼓噪。高适写《李云南征蛮诗》说道：“圣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在高适看来，只要能建立军功就行，还管它什么正义非正义!储光羲《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写道：“雷霆随神兵，硼磕动苍穹。斩伐若草木，系缧同犬羊。”②声称要把对方像砍伐草木一样杀掉，像捆系犬羊一样把对方俘虏，为不义之师大吹大擂。高、储之辈只知道迎合当权者的心思，不顾及战争的危害，杜甫却能以国家安危为视点唱出反调。这就是他的作品的深度之所在，“沉郁”风格之表现。 杜甫由玄宗频频发动开边战争而致使国力削弱、生活腐化而丧失民心、信任奸佞而导致乱政，预感将要发生。他说：“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群水从西下，极目高奉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种深沉的透视时局的目光，我们在同时期的其他诗人作品中尚未找到。京都收复之后，肃宗君臣喜笑颜开，以为大功告成。又是杜甫以冷静的头脑提出忠告：“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收京三首》)在肃宗打击玄宗旧臣、制造的严重时刻，杜甫忠于谏官的职守，为上书进谏而夜不成寐：“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而同是谏官的岑参却居处悠然，说什么“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岑参《寄左省杜拾遗》)在九节度重兵包围邺城、唐王朝的形势堪称大好、许多在战乱中退隐的人纷纷归朝大写特写《河清颂》的时候，又是杜甫提出警告，要肃宗君臣不得被胜利充昏头脑：“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洗兵马》)这些忠警之辞，我们在其他诗人的篇章中也未曾发现。这就是杜诗的深刻之处，就是“沉郁”风格的具体表现和形成的原因。 (二)从形式层面理解“沉郁”的内涵。我认为，仅从上述的内容层面来解释“沉郁”的内涵及成因是不够的，还应该从艺术形式的层面对其进行考察。应该看到，杜甫在一些描绘山川景物或反映个人身世的作品中，每每采用“时空并驭”的手法，即在一个联语(一个押韵单元的两句诗)中，从时问和空间两个角度下笔，使诗境具有超常的广度、厚度与深度，这也是形成“沉郁”风格的因素。 杜甫在描写壮大的景物和感叹个人身世的联语中，经常使用“时空并驭”的手法。前者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上兜率寺》)前旬以“巴蜀”写寺的周围“江山”之壮美，是从空间角度下笔；后句以“齐梁”写寺庙中“栋宇”之悠久，则是从时间角度下笔。又如，“长风驾高浪，浩浩自太古。”(《龙门阁》)前句以“长风”、“高浪”写嘉陵江的宏伟气势，是从空间角度下笔；后句以“太古”二字写嘉陵江的形成之久远，是从时间角度下笔。又如，“修纤无垠竹，嵌空太始雪。”(《铁堂峡》)前旬以“无垠”二字写竹林的深广无际，是从空间角度下笔；后句以-“太始”(即天地开辟的远古时代)二字写山巅积雪的久远，是从时间角度下笔。(“嵌空”二字，仇兆鳌注日：“玲珑貌。”并非状写空间景象。)其它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四首》其三)、“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登楼》)、“吴楚东南坼，乾坤Ft夜浮”(《登岳阳楼》)、“建标天地阔，诣绝古今迷”(《奉赠太常张卿增二十韵》)等等，都是从空问和时间两个角度下笔。如果我们把上述联语同仅从空间角度下笔的联语相比较，比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汉江I临眺》)“山随平野尽，江荒流。”(李白《渡荆门送别》)“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望洞庭上张丞相》)“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王湾《次北固山下》)等，应该说，这些联语所写的景物也很壮阔，但是比起 上面所引杜诗的联语，我们总觉得它们缺了点什么。缺了点什么呢?缺了点深度感、厚度感。原因就在于，它们仅是现实的景物，而不是历史的景物；它们仅是空间的景物，而不是时间的景物。因而，它们虽然广大，却并不深厚。杜诗的雄厚之处，正在于既写了景物的空间状态，又写了景物的时间状态，以“时空并驭”的笔墨展示出景物的雄伟现状和悠久历史。所以，这景物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既有雄伟的身姿，又有丰厚的阅历。在它们的身上，既缠绕着天地的烟云，又披戴着历史的风尘。它们是从远古走来，气势磅礴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足以让人们肃然起敬。 杜甫“时空并驭”的手法，还常常用于表达漂泊岁月中的时局感受或身世感受。每每在一个联语中，兼出时、空两种意念。而且，经常使用“百年”、“万里”、“日月”、“乾坤”等词汇，极力扩展时、空的程度，造成悲壮深沉的诗境，塑造出白发老人面对天下烽烟的艺术形象。例如，“天下兵戈满，江边岁月长。”(《送韦郎司直归成都》)前句以“兵戈满”写战火遍地的现实，是从空间角度写战乱的广延；后句以“岁月长”写客居日久，是从时间角度写战乱的持久。两句塑造出诗人关注天下烽烟、叹息漂泊于事无补的形象。又如，“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春日江村五首》其一)两句意思是说：乾坤疮痍，吸引着我期望的眼神；时序变 更，总是牵动着我的心。前句从空间角度下笔，写忧国之情；后句从时间角度下笔，写迟暮之感。面对破碎的乾坤而自叹迟暮，抒情形象颇为动人。又如，“飘荡云天阔，沉埋日月奔。”(《赠比部萧郎中十兄》)前句以“云天阔”写自身“飘荡”地域之广，下笔于空间角度；后句则以“日月奔”写自身“沉埋”时间之久，是从时间角度下笔。又如，“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前句以“万里”二字写故乡之远隔，是 从空间角度下笔；后句以“百年”二字写一生之困况，是从时间角度下笔。又如，“几年逢熟食，万里逼清明。”(《熟食日示宗文宗武》)前句以“几年”二字写漂泊日久，是从时间角度下笔；后句以“万里”二字写故乡远隔，不能回乡为先人扫墓，是从空间角度下笔。其它如，“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清明二首》其二)“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恨别》)“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长为万里客，有愧百年身。”(《中夜》)“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赴广州》)等等，这样的联语还有很多，不能一一列举。总之，作者善于在一个联语中，把自身的形象放在广大的空间与漫长的时间之坐标点上，通过时、空的交构，精确地概括自己终生漂泊的生涯以及对国家时局的感受。从塑造抒情形象的审美角度来考察，处在这样的坐标点上，抒情形象便具有了视通万里、思抚百年的特征。 这个抒情形象无疑是巨大的，它具有广博的视野，又具有深邃的思维。既具有现实的高度，又具有历史的厚度。深沉的宇宙意识，强烈的时空感受，蕴涵在其中。 我们的先人很早就具有了宇宙意识和时空感受。“宇宙”这个概念的产生就是个明证。什么是“宇宙”?《淮南子·齐俗训》解释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④这说明先人们已经把时间与空问紧密地联系起来了。而且，已经表现出对二者的无限性有了认识。基于这种认识，古代的人们面对无垠的宇宙，频频发出个体生命之渺小之短促的叹息。晋朝人羊祜登临岘山，对同游者叹道：“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晋书·羊祜传》)羊祜的这段话，正是感慨江山之永在，人生之短暂。他所说的“宇宙”，显然是包括了空间和时间的。个体生命在无限的时空里所呈现的微小和瞬息之状况，是他发出叹息的哲学依凭。晋人王羲之与会稽名士们同游兰亭，游乐之际，悲从中来，他“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对比之下，感到了人生的匆促：“人之相与，俯仰一世。”@(《兰亭集序》)他说，在俯仰之间，个体生命便告终结。夸张之词，凸现出强烈的时空感受。李白与堂弟们在桃李园中举办宴会，饮酒赋诗，作序言道：“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也是在感叹天地之浩大，而人生之渺小；光阴之无限，而人命之短促。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宇宙意识，其精神内核就是宇宙无限，人生短促。所以，它的感情基调是悲凉的。 甫大概是最先把宇宙意识和时空感受介人诗歌联语中的人。他诗中频频出现的“百年”之叹，当然也含有对个体生命自怜自惜的因素。但是，由于他视野中的“乾坤”每每是以国家、黎民为实质内容的，就是说，他关注的是国家的危亡、普天之下民生的苦难，——这除了上面所引的“天下兵戈满”、“乾坤万里眼”之外，还有许多诗例可以证明，如“乾坤含疮痍。”(《北征》)“血战乾坤赤。”(《送灵州李判官》)“战伐乾坤破。”(《送 陵州路使君之任》)“乾坤尚风尘。”(《赠别贺兰锸》)“乾坤尚虎狼。”(《有感五首》其二)“天地日流血。”(《岁暮》)等等。总之，由于他在联语中显示的空间范畴具有这种性质，这就使他的“百年”之叹大大地削弱了一己之私的内涵，而具有了“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的忧国忧民的高层涵义。比较羊祜、王羲之、李白等人的叹息，这显然是一种悲壮的浩叹。面对充满灾难的巨大乾坤，叹息个人生命的短促与渺小无力，是杜甫独有的全新的时空感受。从诗歌的表现手法来看，这样的“时空并驭”，出色地塑造出诗人的目接乾坤、心怅百年的巨大形象，这个抒情形象强烈地感动着炎黄子孙们的心灵。 诚然，在上面所引的诗例中，有些联语中的“万里”、“乾坤”之类的空间词汇，并非指的“国家”、“天下”，而是指自己漂泊空间之广大。作者在这些联语中，是感慨平生的漂泊生涯的。但是，只要我们想到他的终生漂泊正是由于战乱不止，即如他所反复明示的“乱后居难定。”(《人宅三首》其二)“天下兵戈满，江边岁月长。”(《送韦郎司直归成都》)“兵戈久索居。”(《寄高三十五詹事》)“兵戈阻绝边。”(《恨别》)就可以知道，在这种自叹身世的联语中，也是包含着对国家时局的感叹的。这些联语所塑造的白发老人在漫漫风尘中流离漂泊的形象，无疑是对战乱时代所作的一个侧面的艺术缩影，它蕴涵着深厚的时代生活的内容，因而具有深宏的诗境。我以为，这也是杜诗“沉郁”风格的具体表现和形成的原因。 二、“顿挫”包含着内容和形式双重因素 (一)从内容角度理解“顿挫”的内涵。学界对“顿挫”的解释，是仅从表现形式上着眼的。我以为，如此解释还觉得勉强、吃力。固然，我们对它的解释可以各抒己见，但是应该首先搞清杜甫本人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对它的意义认定。我认为，杜甫所说的“顿挫”，并非仅仅指表现手法，其中也是包含了作品的内容的。 先来看“顿挫”一词的出处。这个词最早见于陆机的《文赋》，陆机在谈到各种文体特征时说道：“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唐人张铣注释：“箴所以刺前事之失者，故须抑折前人之心，使文清理壮也。顿挫，犹抑折也。”④张铣从“箴”这种文体的功能角度，来解释“顿挫”一词的含义，应该说是正确的。“箴”是规劝、告戒性的文字，刘勰《文心雕龙·铭箴》说：“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铖石也。”⑥既然是劝谏性的文字， 当然要“刺前事之失”，而要作到“刺失”，就须“抑折前人之心”，因为他做出这种错事，是由于他的心思不正，所以必须“抑折”之。抑，就是压制，阻止；折，就是扭转而使之归正。“抑折前人之心”，就是说要对犯错误的人进行思想批判，借以警示时人。因此，张铣所说的“抑折”，就是“批判”的意思，张铣说“顿挫，犹抑折也”，这就给“顿挫”这个概念作出了明白的定义：批判。这种批判性的文字，自然要求思想清纯、有理有据，也就使“箴”这种文体具有“文清理壮”的特征。那么，杜甫对张铣给“顿挫”下的定义是否认知了呢?回答是肯定的。杜甫在诗歌中几次提到陆机，如《醉歌行》中说“陆机二十作《文赋》”，可知他读过陆机的《文赋》。《昭明文选》收录了陆机的《文赋》，张铣等五臣注《文选》又是开元年间完成的，此时杜甫 正值青年，自应读过此书。后来，他又曾引导孩子背诵《文选》，并写诗告戒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可见，他对于张铣所诠释的“顿挫”一词的意义是清楚的。他把自己的诗文概括为“沉郁顿挫”，首先是指作品的内容而言的：既思想感情沉郁，又能讽刺规谏。 其次，还可以从杜甫使用“沉郁顿挫”一词的语境中寻找答案。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说道：“臣之述作， 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诸?”⑨这段文字中提到扬雄、枚皋，杜甫说自己的诗文能够达到他们的水平。仔细品味这段话，会发现“沉郁顿挫”与“随时敏捷”是分别针对扬雄和枚皋来讲的。“沉郁顿挫”说的是扬雄，“随时敏捷”说的是枚皋。枚皋性格诙谐，才思敏捷，武帝每有所感，就让他作赋，他能下笔成章，所以在汉代文坛上他的成果最多，但他并不以讽谏为创作的宗旨。由此可知，“随时敏捷”是指枚皋而言，而“沉郁顿挫”却不是说他。扬雄为人口吃，说话不利索，写文章也不能一挥而就，自然说不上“随时敏捷”；那么，留给他的只能是“沉郁顿挫”了。事实上，在汉代的赋家中，也是扬雄的作品最具讽谏和批判精神的。他的《羽猎赋》开篇就规谏皇帝应该生活节俭，对汉武帝“广开上林”的奢侈行为进行了批判，而且还申明写这篇赋的目的——惟恐“后世复修前好”，也就是担心汉成帝走其乃祖的老路。其它如《甘泉赋》、《长杨赋》等，都表现出鲜明的规谏和批判意识。扬雄对汉赋的大贡献就是把司马相如的讽谏为辅，变成讽谏为主。那么，杜甫在使用“沉郁顿挫”这个词来评价扬雄的时候，他的心里是装着张铣对“顿挫”一词的解释的。在他此时的心自中，“顿挫”就是“抑折”，就 是“抑折前人之心”，就是批判前人的不良思想行为。他所说的“沉郁顿挫”，就是指作品具有批判现实的内容，具有对君主和朝政的讽谏功能。杜甫说的这段话，是向玄宗的自我推荐之辞，说自己写作诗文既具有扬雄的思想深度，又具有枚皋的行文速度；既有质量，又有数量，这样的人才，皇帝是应该使用的。应该说，杜甫 的措辞很严谨，又很有说服力。重视文章的规谏功能，是太宗的贞观之治给杜甫心灵上留下的深刻烙印。他认 为，太宗虚心纳谏，臣子直言进谏，是贞观之治的生成原因：“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往在》)“磊落贞观事，致君朴直词。”(《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开元年间，吴兢作《贞观政要》献给玄宗，该书也是把太宗的勇于纳谏作为重要内容的。所有这些，都会对杜甫的文学观产生影响。众所周知，批判现实是一部杜诗的生命线。“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杜甫的政治理想，而要“致”、要“使”，都是离不开规谏和批判的。杜甫一生无论居官还是在野，他所做的大事之一就是用诗歌批判现实，包括他所经历的三代君主——玄宗、肃宗、代宗，一个都没放过，言辞之尖锐、深刻，无他人可比。杜甫的创作实践为“顿挫”的思想层面的内涵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二)从形式角度理解“顿挫”的内涵。“顿挫”一词的原本意义是“抑折”，后来又派生出新的意义。南朝宋人范哗作《后汉书》，在《孔融传赞》中说：“北海天逸，音情顿挫。”李贤注：“顿挫，犹抑扬也。”∞此后，“顿挫”一词就常被人用来指诗文、绘画、书法、舞蹈的跌宕起伏、回旋转折，意义由原来的内容层面进人到形式层面。应该说，杜诗的“顿挫”风格，既包含张铣所说的内容层面(抑折——批判)的意义，也包含着李贤所说的艺术层面的意义。当今学者对于杜诗“顿挫”风格从形式层面作出多种解释，或日“表达方式的回旋纡折”，或日“表现手法的沉着蕴藉”，或日“形式上波澜老成”，或日“声调、词句有停顿、转折”，这些说法均有道理，却都显得不够具体。我认为，杜诗每每在一句或两句之间，意思发生逆转，前后形成针锋相对之势，是造成“顿挫”的重要原因之一。且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例说明之。此诗开头写道：“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一般说来，人的年纪变大，阅历增多，就会变得聪明、世故起来，可是老杜却恰恰相反，他说自己是越老越拙笨了。由“老大”而形成的期望值一下子竟变成了负数，于是，“老大”与“转拙”就构成了尖锐的矛盾，感情的波澜便随之而起。接下来写道：“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读了前句，我们还真以为他作出了什么不光彩的人生选择，读到后句才知道他心存的是稷契之志，是“己饥己溺”的高尚志向，于是， “愚”与“稷契”之志又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强烈地表达了愤世之情。接下来说：“居然成漠落，白首甘契阔。”理想既然落空，按常理就应该改道而行，但是他却说心甘情愿地困苦到老，前后两句意思又呈现出对立。“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前句说自己的稷契之志遭到了同学的嘲笑，后句则针锋相对地表达了个人的坚定立场。“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前句说，从“蝼蚁辈”小人那里，自己懂得了谋生的道理——要想衣食饱暖、飞黄腾达，就得投靠权门；后句却又说自己以“干谒”为耻辱，决不搞那一套邪门歪道。诸如此类，处处是对立，处处在撞击。我们读这首诗，就如同置身于群山之中，看不到一处平地；就如同行舟于黄河的壶口，满眼是漩涡和激浪。读者的心不能不随之而频频起伏、频频颠簸。所以我说，杜诗的“顿挫”风 格，首先是来自一句或相邻诗句的意思逆折。诚然，诗文作家都强调着“文似看山不喜平”，注重诗文的波澜；但是像杜诗这样在一句或相邻的两句之中频频进行语意的猛烈撞击，却是罕见的。 其次，杜诗的“顿挫”风格还来自他独特的取景抒情方式。杜甫言愁，较少取用哀景，更多的是取用丽景。他惯以丽景伴愁心，心越愁而景越丽，从而构成情与景的巨大冲突，在冲突中，感情表达获得了超常的力度。 在文学创作中，情与景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这是讲的自然景物对作家情感的影响和作用。但是刘勰只说阴沉的景物使人心情凄惨，阳和的景物使人心情舒畅，他如此表述客观景物与主观情志的关系，就显得简单化了。事实上，人的主观情感对于客观景物的反应，并不像风吹草靡、石击浪生那样的被动。面对阴沉的景物，不一定就心情凄惨；面对阳和的景物，也不一定就心情舒畅。人的心情主要是生自他所经历的社会生活，是生活上的顺逆决定着他心情的性质。他怀着这种来自生活的情感，去接触客观景物，对客观景物的反应就不会是那样的简单，而是呈现为复杂的状况。假如他的心情是舒畅的，他怀着这种心情接触了阴沉的景物，则景物不会对他产生影响，他对这样的景物是无动于衷的；当他怀着舒畅的心情接触了阳和的景物，则阳和的景物就会与他的心情发生共振，出现情与景融的现象，这时候往往会产生创作的冲动和灵感。另一种情况，假如他的心情是凄惨的，他怀着这种心情接触了阴沉的景物，也会产生情与景融的现象，会产生创作的冲动和灵感；当他怀着这种凄惨的心情接触了阳和的景 物，这时候，他对这景物就不是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而是由此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衡，他会责怪这景物的不解人意，他会遗憾这景物不能与自己同悲，他会感慨人命竟然不如花草。假如他是个诗人，他就会把这美丽的景物引入诗中，与自己的境况形成对比，构成反差，以表达不平之心，或强化自己的不幸。如果他的凄惨心情是因为国事而产生的，或是因为友人的命运而产生的，他也会同样在丽景面前产生心理的失衡，会感到国事或友人的命运竟然不如花草。杜甫的引丽景人愁诗，以丽景伴愁情，就是在心理失衡的情况下作出的。例如《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首诗写感念国家危亡和悬思家属性命的心情。这心情是凄惨的。这凄惨的心情是来于国家的时局和家庭的不幸，而并非来自客观景物。但是客观景物——这春天的丽景确实引起了作者心理的失衡。颔联引春天的“花”“鸟”人诗，并且说：由于感念国家时局，所以看到花开而不禁苦泪进溅；由于怨恨亲人离别，所以听到鸟鸣而感到阵阵心惊。杜甫因花而“溅泪”、因鸟而“惊心”，正是由于国事、家事与春色的不相协调而导致心理失衡。杜甫的心理过程是：当他看到春天来到沦陷的长安，断壁残垣之间，鲜花绽开了笑脸，不禁感念国家的时局依然严重，花草尚有春来Et，国事依旧严冬时，国事为重，花草为轻，然而国事尚且不如花草!心理的严重失衡，使他油然而溅泪。当他看到春天的鸟雀飞来飞去，一双双，一对对，欢鸣着，忙着筑巢，忙着育雏，这和乐的自然景象使他想起自己的家庭，而自己的家庭却是亲人远隔，妻子儿女无依无靠，生死难料。人啊，竟然不如鸟雀!也正是由于心理的失衡，他听到鸟鸣才心魂悸动。 如果要问，以丽景写愁心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艺术力度?可以回答：是由于这种手法能够掀动起巨大的感情波澜。这是使用哀景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如果诗中引入哀景以衬托悲情，则情与景是顺应的关系，二者处于和谐的状态，是相互融合的，不发生主观与客观的冲突。作者对这景物是认同的，是不抵触的。‘此时的景与 情，就如同西风吹动东流水，是顺畅的，平稳的。而引入丽景对愁怀，则情况完全不同。再如杜甫《早花》：“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腊日巴江曲，山花已自开。盈盈当雪杏，艳艳待春梅。直苦风尘暗，谁忧客鬓催?”这首诗写对国家时局的忧虑，其背景是吐番攻陷西京长安，代宗君臣弃城出逃，杜甫不知京城是否收复，心情苦闷。但诗中引入的是“山花”、“雪杏”、“春梅”这些丽景，这时候，作者的主观之情与景物呈现为对立的关系，情与景是不相融合的。作者对这景物是不认同的，是抵触的，他厌恨它们的存在，于是感情就与景物发生了碰撞，情感与景物的撞击中生发出力的逆折与回旋，激溅出轰鸣的巨响。景对于情已不再是西风吹动东流水，而是如同夔门江心的巨石面对湍急的江流，它要拦截江流；而江流正是由于它的对抗，才怒涛崩涌，才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可以说，杜诗中设置这些丽景，其目的就是在设置众多的夔门巨石，作者是要让他的感情在冲撞对抗物中得到强化。这也就是王夫之说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王夫之《姜斋诗话》)的原因所在，是以乐景衬哀情手法的艺术力原之所在。应该说，杜诗的“顿挫”风格的形成，与作者多用丽 景写悲情的手法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手法造成情与景的尖锐矛盾，使情感在冲突中获得了力的逆折之势。假如作者一味地引入哀景，使情感在与景物和谐的状态中抒发，那么也许能够造成“沉郁”，却难以造成“顿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