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作者:辛昱辰 贾晨
来源:《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03期
摘 要: 全球治理的理论起源于20世纪冷战终结之际,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形成。从现代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角度来看,全球化最为直接的影响在于对传统大国产生巨大的冲击,即不断地将原来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逐步推向一个由多元权威结构构成的多元中心的全球体系。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国际环境下,大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并非原有传统的、局限的、简单的大国关系,而是在多元行为体互动的过程中以合作为基础发展演变的大国关系,在这样的大国关系中,全球治理必然对大国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 全球治理; 中国; 大国关系; 战略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3-0030-05
中国在实施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在全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后,中国的大国战略与全球化的发展、演变及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更加紧密相连。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特别是在冷战终结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代国际体系,中国的大国战略也随之不断变化。“所谓的中国的大国战略也就是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是指在当代国际事务中,中国对当代国际体系中大国关系的总体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处理与各大国和大国集团的相互关系所作出的长期性、统领性、全局性的筹划和谋略,以及所提出的具有实效性和应对性的方案和对策”。[1] 同样,中国作为世界上的大国,在演变、转型和制定大国战略上也对全球化的发展、当代国际体系的变化甚至全球治理的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全球治理与大国崛起 (一)何谓全球治理
对于“全球治理”这一概念的理解,是指“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来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全球治理是各国、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与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制和制度。” [2] 就本质而言,“全球治理”属于一种理想模式的思想范畴。它追求的是一种更好的国际合作价值,更好的世界体系。自18年西欧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标志着当代国际体系的初步形成。但此体系却是以非中心化及无化为典型特征,即以国际体系中的主权国家为行为主体,在这些具有行为主体的主权国家之上不再存在更高的权威机构。这一特征便决定了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难以形成公共的权威中心,以至于整个国际体系处于相对无序的状态。但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及深入,主权国家也在不断发展及变化,以国家的名义针对全球事务显得太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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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地方性事务又显得太大。这就表明尽管国家依然为主要的行为体,但却需要一些诸如国际非组织、国际间组织、组织等机构来共同协作应对全球化面对的挑战。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全球治理”就成为一种应对无序、合作、博弈等各种挑战而产生的新途径。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下,从无序的状态到寻求某种有序的秩序已经成为当代国际体系的一种必需,而这也正是“全球治理”的最佳反映。“全球治理”的理念已经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分析范畴,与传统的政治学不同的是,传统的政治学强调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制度及统治能力,而“全球治理”的理念则是在承认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制度及统治能力的前提下,更为注重国际间政治的各种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并且把与之相关的各种活动与机制之间的重要变量作为参考来衡量国际社会与治理之间的关系。这种理念超越了传统政治学所强调的国际政治中的合法权是由国家垄断所认识的,强调了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并不是单一的以各国为主体来维持国际政治秩序,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其他的机构和组织共同参与维持。由此,“全球治理”理念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所强调的国际关系表现为多样性及多元化,主张将多组织、多层次、多决策纳入重要的决策网络来分析,通过全球合作化来透视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进,这既是对现实国际政治经济的客观反映,也是对国际关系发展演进的前瞻性分析。 (二)大国的崛起
当今的世界体系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世界体系,纵观整个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过程,大国的崛起和衰退,兴盛和低落都是相互交替的。众所周知,现代的世界体系大致是15-16世纪产生的,是欧洲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经济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资本主义之前,人类的发展主要是区域性的而不是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的出现逐步把原来缺乏交往沟通的地域相互连接起来,打破了以往各国闭关自守的状态,开创了新的世界历史。资本主义的出现把单个国家联系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并且把全世界不同的区域完全纳入一个共同的世界体系中。在这一过程中,处于同一世界体系的大国频繁的崛起、衰退又不断产生新的大国。同时,在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的作用下,会出现世界经济中心区的强国以及世界经济边缘区的弱国,强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又会导致大国的崛起从而形成霸权国家,但是霸权并不能永久保持霸主这一地位,因此大国的崛起可以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永恒的过程,这一动态的过程导致整个世界体系的剧烈震荡,全球性的问题也随之凸显。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大国已经并不是唯一对现代世界体系发展起作用的因素,更多的体现在全球治理及合作收益的关系上。但是,这也并不是否认大国的作用,大国依然是世界体系中的主体,大国的崛起和兴衰依然对世界体系和格局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及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的创立者乔治·莫德尔斯基曾提出著名的长周期理论,对大国崛起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他认为,大国崛起的周期变化轨迹是,通过全球战争产生世界强国,而世界强国的产生又不断受到新的竞争者挑战,也就是在新崛起的大国之间进行相互争夺,世界政治相继进入非正统化和非正常化状态,从而导致新的全球战争,这就是现代世界体系中大国轮番崛起消落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当今依然在继续。 (三)全球治理与大国崛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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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当今的国际政治体系,大国之间的关系紧张是种常态,新崛起的大国与原先崛起的大国之间依然存在竞争与冲突的关系,不论是大国主观争霸的原因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因素,追其根本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家始终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这种无序导致现代国际体系中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以,正是在这种无序的状态中展开了大国之间的竞争、合作与互动。而全球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又处在当今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国际层面的治理已经并不是简单的间的关系,而是超越了单纯的政治上的单边性,跨越到全球合作的多元网状治理结构,当今的大国想要崛起也并非以前那种靠武力、霸权来唯我独尊的称霸时代,而是通过全球治理来共同参与对待制定规则的时代。全球治理不仅强调全球核心价值和全球道德规范对当代国际体系发展的关系,同时强调国际关系之间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从无序的国际体系中寻找某种有序的价值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治理这一理论不论是大国崛起或是衰落,竞争或是合作,对于在国际体系中建立一个统一的全球并不太现实。但是,全球治理这一理论却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使国际体系中的无状态更易于管理,对于处于当代国际体系中想要崛起的大国更多的是通过合作来达到共同满意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极端竞争或是战争方式去解决。
二、全球治理中大国的博弈与合作 (一)大国的博弈理论
博弈,通常表示多决策主体之间的行为具有相互作用时,各主体根据所掌握信息及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的一种行为理论。最常见的便是“囚徒困境”这一形式,即将两个囚徒分别关在的囚室中,由于不能沟通,两人每次都会面对合作或是欺诈的博弈。如果双方合作都保持沉默,那么双方都能得到轻判;但假如其中一人揭发,另一人沉默,则揭发的轻判,沉默的将会重判。如果将“囚徒困境”这一模型中的行为者做出的选择假定为自我利益为重中心的自我效用最大化来判断的话,那么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大国之间也同样存在着为了本国利益最大化而采取最大效用的博弈选择。但是大国的相互博弈不同于简单两两博弈,假如在一次性的两两博弈中,双方都选择欺诈性的可能性极大。但在国际关系中,博弈往往是多次的,这就要求更多的是关注未来的预期。假如未来的收益比当前的收益更大,那么欺诈的可能性就很小,因为单方面的欺诈会导致对方的报复而产生双输。但是,在国际关系中,大国与大国间的博弈往往是存在并且多次发生的,对于大国之间的博弈,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1. 新自由制度主义观点。它认为“囚徒困境”是适用于大国之间博弈的,但更强调预期的效果,认为大国之间的博弈应该更注重未来的收益而不是眼前的利益。但收益的前提是必须对预期有一个合理的判断,那么如何有效地判断呢?这便需要建立一种国际制度,因为它体现和影响着行为者的预期判断。由此可见,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囚徒困境”的博弈中引入了制度的理念。“制度制造了一种预期,即特定的破坏(欺诈和背叛)不仅仅是单个的个案,而且是一系列相互联系行动中的一个”。[3] 由此可见,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只要建立合理的国际制度,大国之间的博弈是可以通过类似“囚徒困境”的博弈来解决的。比如大西洋联盟和欧洲共同体这两个国际制度,尤其是后者的建立,对当时二战后的德国影响巨大,避免了新的冲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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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观点。此观点也肯定“囚徒困境”在大国博弈中的作用,但是并不像新自由制度主义那样强调制度在博弈中的重要性。它认为国家在博弈中做出的选择和行为常常是为了满足本国的现状需要,而更多的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而不是为了增加权力。防御性现实主义从总体上是比较悲观的,认为在国际体系中由于权力因素的存在,侵略性和攻击性的国家是始终存在的。而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就必须加强防务的力量,但这种防务又会引起他国的不安和他国防务力量的增强,从而促使国与国之间的军备竞争升级。这种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了安全的交互作用引起的国际冲突在防御性现实主义观点看来是很难协调的,因此国际间的合作就会非常困难。比如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新的世界格局和新的国际制度,但是在不久的美苏争霸的冷战中,苏美两大国都处于为了本国的安全利益而不断相互竞争升级军备,甚至引起诸如古巴危机这样的国际性危机。所以仅凭建立一种国际制度并不是增加大国博弈成功的重要因素。
3. 进攻性现实主义观点。它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囚徒困境”的博弈是不重要甚至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囚徒困境”只强调“每个国家所关心的是其对手的战略如何影响自己的绝对收获,而不注意一方的获得对另一方的相对影响。换句话说,每一方仅仅注重自己得到的份额,而不注重他国在博弈中所得到的份额”。[4] 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大国之间的相互安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大国往往为了自身的安全不仅追求权力的绝对性,而且也重视权力的相对性,即相对他国而言自己所获得的权力是否增加。如果一国在竞争中增加了自己的权力,但是与此同时他国也增加了权力甚至超越了自己,那么即使自己的绝对权力增加了但由于相对权力没有增加甚至减少了,那么该国依然处于不安全的境地。所以,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相对权力的大小才是决定一国是否处于博弈中的关键。国家追求相对权力的最大化一方面是能够带来安全,另一方面也能由此推行由权力带来的价值观。所以,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看来,对于国家的崛起既不认为建立合理的制度是解决办法,也不赞同采取防御性的合作。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进攻来获得相对权力,因为“大国试图获得超越其对手的权力,并希望成为霸主。一旦国家获得了那一尊贵的地位,它就成了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5]比如美苏之间的争霸,不论是军备竞争还是军备谈判,都是为了追求权力,保住权力最大化来获取主动的地位,而不是通过“囚徒困境”博弈的结果。同样在当下的日本虽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做美国的附庸,那是因为它还不够强大,假如日本作为真正的大国崛起,那么它将不再依靠美国,反而会把美国作为竞争对手,追求权力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二)大国的合作收益
虽然在国际关系中合作与竞争是并存的,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只有通过合作才能促进良性的竞争而避免恶性竞争。从某种程度上看,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家间的合作,从而为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条件。而提倡合作则是抓住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关键。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大国际环境中,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更是注重合作的收益,不断探索从间国际组织的合作到间的直接合作,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到非国家行为体间的合作,以及从双边到多边之间的各种合作。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大国之间一般都是采取对抗或是战争的手段来解决分歧,但结果无非就是一方胜利一方失败,并不能产生双赢甚至有时会产生双输的结果。然而直到冷战过后,世界各国才逐步吸取了惨痛的教训,认识到斗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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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和则两利的道理。于是采取合作便成了冷战后世界各国发展的主要方式。美国作为世界的大国,积极推行单边主义,努力营造单极世界,但是,即便如此美国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在当代国际体系中大国合作带来的巨大收益,诸如“9·11”事件后的国际反恐合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布什曾指出“今天世界大国发现我们站在同一边——联合起来对付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危险”。[6] 然而具体而言,大国间的合作收益就是在国际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大国间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加,相互合作与协调利益的要求不断上升。原有的国际关系逐步被以合作为主导的合作收益模式所代替,大国之间用战争解决冲突争端的方式逐步减少。由于当前的国际体系以合作为主导,各大国在处理安全威胁,解决地区热点和防恐等方面取得的收益巨大。这更加说明了在当代的大国关系中,对抗的因素在减少,合作协调发展的因素在增加。以合作来取得收益和双赢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态势和突出特点。 三、全球治理中中国的大国理念与思路选择 (一)“全球治理”与“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差异
“全球治理”的理念是对全球化发展的客观反映,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全球治理在推动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一方面为国际体系中无或无序的状态寻求一种有序的国家间的治理。另一方面是为促进全球公民的健康发展,保障全球化的权利。然而,不论国家间是否能寻找出一种有序的体系或是构建出全球公民的权力保障,这种理念都是没有既成事实的实践过程。而“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同样产生于对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反应,但不同的是它的提出既是中国应对全球化的外交方针,又是对当代国际体系产生影响的实践过程。“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来自于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的原则,并在此“和平共处”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随后又进一步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这一理念所追求的是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也是当代整个国际体系中和谐相处与和谐共生的理念准则。所以,比较这两种理论我们会发现它们的异同表现在:首先,两种理念并不是一种对立的状态,相反,这两种理论都是对全球化发展和当代国际体系发生变化的反应,并且都在处理大国关系与国际事务方面有一定的重合度。其次,这两种理念都是应对当前国际体系所面临的全球化挑战而提出的,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提出的“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实际上也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过程。再次,不能简单把“建设和谐世界”理念视为中国版的“全球治理”理念,这是因为不仅“建设和谐世界”是以马克思列宁为思想基础提出,其理论与实践又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更重要的是“建设和谐世界”所提倡和追求的是一种包含中华文化的传统思想。而“全球治理”则提倡的是建立一种西方标准的价值理念。最后,正是“建设和谐世界”理念中包含很多传统的中国文化,诸如“和为贵”、“求同存异”等思想,所以它比“全球治理”理念更具包容性。中国提倡建设和谐世界的理论不仅能与全球治理理论有融合之处,而且能在很大程度上超越全球治理理念。然而,尽管全球治理理念带有西方固有的价值判断,但是从整体层面来看它还是有着积极的作用。虽然中国提出的“建设和谐世界”理念在未来还将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但参与的目的却是为了最终的超越。
(二)确定合作为主导的大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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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国战略的调整与全球治理理念的进程既是相互合流,又是不断适应和参与的过程。中国的外交战略自确定以合作理念为主导的国际关系后,通过不断地进行大国战略调整,取得了显著的国际成效。在国际关系中,中国与美国的外交战略通过建立最初的“面向21世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到提倡“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最终确定“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伙伴关系”,中美由此成为以合作发展为主导的国际合作互利关系。通过与俄罗斯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日本建立“立足于共同战略利益互利关系”等一系列外交战略,不仅推动了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同时也使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更为紧密相连,是中国融入全球治理的重要举措,对世界的稳定、和平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大国战略在确定以合作为主导的理念下,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与调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大国也建立起合作发展的共赢模式。与印度共同建立的“金砖四国”峰会,为中印探索共同和平崛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合作的关系保障与发展中国家和平发展,共同在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程中协调合作进步。这也为其他发展中大国诸如巴西、南非等的合作建立起到了模范实践的作用。总之,中国在以合作理念为前提下制定大国发展战略,不仅构成以和平外交为主的外交理念,为中国寻求稳定与和平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也确保了中国在全球化的复杂环境中能够更好地适应并且与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相融合,及时做出调整或改变。中国确定合作为主导的大国理念甚至在全球化过程和全球治理中表现出更具前瞻性的理念,这些都是一个大国在崛起中必不可缺的内在条件,是一个大国在国际关系及全球治理中是否具有责任感和担当的最好体现。 (三)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新思路
自改革开放到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在短短30年里取得了外交战略的巨大成功。中国在风云多变的国际局势以及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快速的战略调整,并与世界接轨,与各个大国共同寻求和探索和平崛起的道路,这完全是因为拥有一系列具有战略性的外交新思路。这些新思路主要表现在:(1)在全方位的外交中始终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新安全观的核心。这就说明新安全观强调的是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而不是片面地追求一国的绝对安全。这种新安全观主张的是综合安全,不仅包含,而且还包括经济,科技,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安全。(2)坚决主张推行世界的多样性并且尊重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推进国际间关系的民主化。要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大国必须首先在安全问题上采取合作的态势,避免猜疑和敌视。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化与反对霸权主义是相互关联的,提倡民主就要反对霸权。而尊重不同国家的权利,建立合作的国际机制则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有效途径。国际关系民主化既有利于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有利于协调大国之间的关系及建立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3)中国的外交战略既注重大国的关键地位,又把握与周边及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关系。大国关系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格局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对大国关系的重视也随着对时代变化的判断与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认识而不断提高。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才需要把握好“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7]三者之间的关系。协调好大国关系对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改善有着直接的影响,处理好这些关系就利于推进睦邻、友邻和富邻的周边,才能更好地搭建多边舞台,并在多边舞台上全方位的推进外交。(4)始终不渝的坚持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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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路线。既要全面坚持,深化与传统大国之间的关系,又要与新兴大国构造营建发展与合作的道路。从而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形势下融入全球化,构建多边政治舞台,参与全球治理。 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未来走向
(一)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加强国际关系间的互利互惠合作
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国战略转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已经逐步在当代国际体系中发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动摇,始终以大局为重,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才取得今天的成就。中国的大国发展始终坚持与中华民族的利益相联系,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采取合作的方式改善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不论是在过去、现在或是未来,中国的大国战略依然是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动摇,坚持以国家利益为主并积极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并且扩大这种共同利益,加强协商合作,解决利益分歧。同样,推进国家间的互利互惠合作对于中国在坚持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处理大国关系的外交战略上也表现得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在当今全球化的国际形势下,不同国家之间必然有着相同的利益存在,这就需要国家间在追寻国家利益时要注意掌握互惠互利的原则,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相区分开,最终选取能够达到合作双赢的结果,否则各个大国都坚持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必然损害国家的自身利益。很显然,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坚持国家利益与推进各国之间的互利互惠相结合将是未来中国处理大国关系的关键,也是中国大国战略发展的一大特色。而这实际上与全球治理所强调的“为共同的利益作贡献,考虑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安全与福利所造成的影响”[8]等理念相类似,因此,中国的这一大国战略与全球治理所倡导的理念是相适应的,未来不论世界或是国际环境如何变化,坚持改革开放,提倡世界各国互利互惠的合作原则依然是未来中国确立大国战略的重要前提。 (二)积极融入全球治理,推动世界和谐发展
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变化,世界各个角落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和影响。不仅如此,全球治理还改变着人类的想法和思维方式,并且对当前的大国关系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随着全球治理的不断深入,经济、政治、生态等问题越来越多地需要国际间的合作共同努力。从中国的外交策略由双边转向多边可以看出中国正在积极努力地调整大国发展的战略,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朝鲜六方会谈等一系列国际活动可以看出中国正在深入地参与并且融入当代国际体系之中,将多边主义视为实现国家利益,增进大国互信,维护世界安全的有效手段。事实上,中国提出的“建设和谐世界”理念成为中国外交时,中国的大国战略已经主动与全球治理的实践相互结合,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尽管在当代国际体系中,大国都对未来的全球治理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美国主张在其领导下建立“秩序世界”,其核心是市场与民主;欧盟及其成员国主张建立“规范世界”,希望通过规范来应对共同的挑战,不仅从反对恐怖主义,更要从减贫、福利、等解决国际体系面临的矛盾;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主张建立“公平世界”,希望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在经济上缩小南北差异。但中国提出的“建立和谐世界”理念,则主张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解决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在全球化发展中的相互关联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看,“建立和谐世界”理念比前三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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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高看得更远,一方面它既有和而不同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有求同存异的理念。这就显示出中国不仅开始进入全球治理的大国核心层,同时又树立起在全球治理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为在当下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潮流下,实现全面发展,建立和谐的世界观起到了坚实的铺垫。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在未来确定大国战略走向时,必须以“建设和谐世界”这一理念为指导,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所以中国的大国战略走向依然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加强国际关系间的互利互惠合作,并且积极融入全球治理,这样才能实现建设和谐世界的伟大理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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