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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视域中的席勒美育“中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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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视域中的席勒美育“中介说”

当前,我国学术界针对席勒的美育理论从多种角度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与主张。但是,这些研究还未能将席勒的美育理论置于西方现代性语境下来审视,因而留下了某种缺憾。本文试图从现代性的视域对席勒的美育“中介说”进行评述。席勒美育“中介说”的主旨在于揭示美育和人的自由的关系,即只有通过美育才能促进自由人性的实现。

席勒的美学思想是德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美育理论在西方美学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的美学思想以人为目的,着重于对人性的改造,促进人的性格高尚化,以此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他坚信,只有艺术才能打开思想上未受政治污染的纯洁源泉,只有艺术与审美才能拯救近代堕落的人性。1793年,席勒第一次在美学史上明确提出“审美教育”这一概念,成为西方美学史上首倡美育之人,并将美育提到哲学高度加以深刻阐述。他的《审美教育书简》在德国古典美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它不仅是人类文化史上第一部明确而全面地论述美育的专论,而且还是一部对美的本质特征作了深入哲学探讨的重要著作。它是席勒美育思想最集中最系统的体现,标志着西方美育理论从“灵魂净化说”向“人性说”的转变,被誉为“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1](P52)。

席勒认为,人本来就既存在感性的天性,又存在理性的天性。只有当人的感性和理性和谐统一的时候,人才是完整的人,才是自由的人,这是一种美的自由,其和谐统一是真正的理想的美。要达到这种理想的美,就必须经过审美的过程。因此,审美成了沟通人的感性与理性之间的桥梁,在人类由自然的人向道德的人的生成中起着中介的作用。正是这种中介的作用,才使人从自然走向自由,从感性和理性的分离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成为可能。这便构成了席勒美育的“中介说”。

与以往的西方美学研究不同的是,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正式提出了“美育”的概念,系统地阐述了其博大精深的美育理论。他针对理性统治一切的现状严肃地指出,人格的完整不仅需要理性的一般法则,而且需要感性的特殊法则,这样才能保持或恢复个体性格的多样性,从而保证人格的完整。在他看来,理想的人格应该既有统一的理性,又有丰富多彩的个性特征,理想的人格就是要达到感性与理性、内容与形式、精神与肉体的完美和谐。为此,他在书中指出,“通过更高的艺术来恢复被艺术破坏了的我们天性中的这种完整性,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情”[2](P55)。这种“更高的艺术”就是美育。这是席勒针对现代化进程所发生的文化危机而提出的一种人的生存理想和教育策略,自此,美育开始担负起解决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人类造成的人性的肢解和人格的问题的重任。《审美教育书简》对促进美育理论的完善,以及从历史的高度去全面阐释审美教育问题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深刻地阐述了作为人的生存范畴的美和美育的现代性意义,弘扬了人性中的感性本质,批判了近代人性的和异化,是一种审美现代性意义上的思考。因而,本文试图从现代性的视域对席勒的美育“中介说”进行评述。

在具体阐述此问题之前,需要先对“现代性”的概念作些解析。

现代性表示的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它蕴涵着与时间相关的性质,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专门描述时间的术语。它既是一个时间概念,又是一个历史概念,正如美籍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所说:“现代性因而是一个时间/历史概念,我们用它来指在独一无二的历史现时性中对于现时的理解,也就是说,在把现时同过去及其各种残余或幸存物区别开来的那些特性中去理解它,在现时对未来的种种允诺中去理解它——在现时允许我们或对或错地猜测未来及其趋势、求索与发现的可能性中去理解它。”[3](P336)广义的现代性是指一种文化状态,其主要特征与传统文化特征相对立。它意味着适应现时以及“新颖性”,成了现代社会的代名词。从历史主义视角看,现代性是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的社会生活的世俗化、社会制度的民主化、社会生产的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全球化历程。它是一个哲学概念,是文艺复兴以来确定的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是在精神意识层面对传统的反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布莱克认为,“现代性”这一概念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技术、教育、艺术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意味着这些方面达到最先进水平时所共有的那些形态特征,指的是向传统生活方式的全方位挑战。现代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赋予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指一种全球性背景下的、以自由主义思想为轴心的文化品格,其所重视的不再是过去的光荣传统,而是指向未来,代表着进步和创新的现在。

席勒对美育中介功能的论述,主要是通过人类发展的历史加以说明的。他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对人类文明史的发展,采取了纵向比较的方法,论述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三种人和与此相应的三种状态(三个发展阶段)及三个王国。三种人即感性的人、理性的人和审美的人。这三种人及其相应的三种状态即发展阶段,是每个个人和种族为实现完美的人性都要经过的,而且都要遵循物质状态——审美状态——道德状态这个次序来运行。这三个阶段或长或短,但任何一个阶段都不能被超越。“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或阶段,不论个人还是全人类,如果要实现他们的全部规定,都必然要以一定的次序经历这三个阶段。当然,由于偶然的原因——这些原因或者是外界事物的影响,或者是人的自由任性——个别时期可能有时延长,有时缩短,但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可能完全跳跃过去,就是这些时期前后衔接的次序也不可能由于自然或意志而有所颠倒。人在他的物质状态中只承受自然的支配,在审美状态中他摆脱了这种支配,在道德状态中他控制了这种支配。”[2](P190)席勒还指出:“道德状态只能从审美状态中发展而来,而不能从物质状态中发展而来。”[2](P184)“从感觉的被动状态到思维和意愿的主动状态的转移,只能通过审美自由的中间状态来完成。虽然这种状态本身对我们的见解或者意向不起什么决定作用,因而对我们的智力的和道德的价值也丝毫没有影响,但是,这种状态是借以达到见解和意向的惟一必要的条件。一言以蔽之,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别无其他途径。”[2](P180)这就是说,美提供了一个审美自由的中间状态,使感性的人先成为审美的人,从而成为理性的人,最终成为人性完整的人。因而,美育就成为了培养这样的审美的人的一种手段。席勒还把处在物质状态下的人看作是非理性的动物,把处在道德状态下的人看作是理性的动物,而把不受这两种立法支配

的人才看作是人。正是依据上述的三个发展阶段,席勒构想了三个王国。

一是人的物质状态,这是人类的第一个王国,即强力的王国。“在权力的强力的国家中,人和人以力相遇,人的活动受到。”“强力国家只能使社会成为可能,因为它是以自然来抑制自然。”[2](P236)在这个王国中,自然成为无限强大的力量,人只能承受自然的支配,成为自然的奴隶。人不会把自然当作自己的对象,“自然白白地让它那丰富的多样性在人的感官面前消失,人在自然的壮丽的丰富中除了看到他的掠夺品以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把自然的强盛和伟大只看作是他的敌人。不是人向对象扑去,出于渴求想把对象据为己有,就是对象破坏性地向人逼来,人出于憎恶把它推开”[2](P191)。人和客观物质世界同流合污,他既认识不到自己作为人的尊严,也完全不能尊重别人的尊严。人感到有兴趣的东西是实在而不是假象。“只有为他创造了生存的那些事物对他来说才是存在,而一切既无施于他、又无取于他的事物对他来说都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人对存在并没有自觉的认识,而只是盲目的感觉,看不到自己和自然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一切似乎被偶然所统治,因此,“在这个时期,世界对他来说只是使命,而不是对象”[2](P190)。

席勒对上述两种美的作用的阐述建立在因材施教的基础之上,是非常实际而深刻的。这主要在于他对“人”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他既看到了体力劳动者的局限,又发现了知识者的弊端;既看到了粗俗野蛮的不足,又没有忽视文明高雅的虚弱。所以,他主张因材施教。于是,“溶解性的美”和“振奋性的美”便显示出了各自的优势与局限。只有因人而异,充分发挥这两种美对人的补足作用,才会促进人们感性与理性的和谐一致。这样,美育就成了沟通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客观与主观之间的中介。它能够教育人、改造人,使人性中原本对立的形式达到统一,弥合人的处于感性与理性之中的心灵世界,以实现最崇高的人性。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第一次提出了现代社会人性改造的重大课题,并试图通过美育的途径实现人性的改造,构建了完备而系统的美育理论体系。从此,无论是在美学理论上还是在教育实践上,美育真正地取得了的地位。席勒《审美教育书简》最大的贡献在于确立了浪漫主义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理想,并赋予这一理想一种更具体更深刻的内容,即通过审美教育获得人的精神和人的全面发展,以达到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必然与自由的统一,从而实现完美的人性。这部著作为审美教育提供了现代性的理念,第一次使审美教育与知识教育、道德教育在逻辑上区别开,把审美教育扩大到社会政治领域并置于其它各种教育之上的重要地位。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有一种“趣味和美的教育”,它的目的不是培养知识技能,也不是锻炼人格情操,而是“在尽可能的和谐之中培养我们的感性和精神的整体”[2](P163)。《审美教育书简》在历史上真正终结了与伦理教育不分的古典审美教育模式,开辟了以感性与理性的和谐发展为理念的现代审美教育模式,标志着西方美学由思辨的认识论美学到人生的存在论美学的转向,具有超越时代的伟大意义。席勒的美育“中介说”是一种作为世界观的本体论理论,其主旨在于揭示美育和人的自由的关系,即只有通过美育才能促进自由人性的实现。这表明了席勒对现代性进程中精神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对人

的审美生存的不懈追求,他的美育思想成为鼓舞人类前行的伟大精神力量,为后世人文主义美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指明了正确的路向,并产生了巨大的启迪与深远的影响。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席勒留下的这笔丰富的精神遗产,依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代性意义。席勒美育的“中介说”告诉我们,只有通过审美教育,人才能摆脱单纯的动物粗鄙的欲望而成为精神上富有的人。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物质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物质财富的积累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人们的劳动条件日趋改善。物质资料的相对充裕正在逐渐改变着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正在提高着现代人的生命质量。这样,人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追求感性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于是,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便出现了物欲的膨胀、权力的追逐、道德的沦丧、人性的陷落、人的感觉日趋钝化、情感逐渐麻木、想象力和创造力越来越衰竭、心理功能严重失调等一系列令人焦虑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提倡美育,重视人的精神欲望的追求,通过审美来否定生活世界中的异化现象,显示和指引人的本身的生存状态。只有在审美中,以人的情感为中心的全部心理机制才能被充分调动起来,并达到高度和谐,各种心理器官才能畅通无阻;只有在审美中,人才能从有限的自然、物质世界中超越出来,摆脱单纯的物欲和情欲,脱离低级趣味,从而获得无限的心灵自由;也只有在审美中,人才能深切地体察到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和生命状态,才能看到一个更加合理的人类存在。因此,我们应通过美育活动,陶冶性情、净化心灵,塑造自由的个性和完美的人格,提升人的生存境界,使人获得精神上的超越和;通过美育,克服社会发展给人生、人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培养和提高人们的审美感觉,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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