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 作者：黄洋 来源：《党史文苑》 2007-12-9 值班编辑：刘明秀 ］

［摘 要］ 中国党成立以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是同志率领秋收进军井冈山，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另一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同志开创的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本文通过回顾第一次飞跃的历程，分析和研究它产生的原因，阐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原理 中国具体实践 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遵循的基本思想原则。中国党成立以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两次巨大的历史性飞跃：第一次是同志率领秋收进军井冈山，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另一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同志开创的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回顾第一次飞跃的历程，分析和研究它产生的原因，对于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中国党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自己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大国，的道路应该如何走？在马克思主义著作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中国党成立初期，党的工作重点一直放在城市。第一次大失败表明，中国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党的不成熟性突出表现在还没有找到中国的正确道路，还没有能自觉提出和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途径和原则等根本问题。一方面，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和精髓还没有真正透彻的了解，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马列主义的个别论断和词句分开，不善于应用外国的经验到中国的特殊环境中来；另一方面，党对中国社会、国情也缺乏系统而深刻的认识。因此，还谈不上二者的真正结合。这就出现了把国际决议及苏联经验教条化、神圣化的倾向。第一次大失败以后的一段时间，党所领导的武装，仍然是照搬以城市为中心的模式。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最初也是以夺取湖南省会长沙为主要目标。1927年9月9日秋收爆发后，工农军分三路向预定目标进攻。虽然攻克了醴陵、浏阳等县城和一些集镇，但很快便遭受挫折。可是，当时和湖南某些人仍未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湖南彭公达仍坚持湖南全省“第二次”，发动全省，工农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①，而且派任弼时为全权代表，指挥执行原定计划，不许丝毫游移。

在这军事失利的严峻关头，同志力排众议，果断地放弃攻打长沙，重新进行战略部署，并写信给湖南，要求停止毫无胜利希望的长沙。当各路退至浏阳文家市时，同志在那里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正确分析了当时的

形势。同志认为在敌强我弱、处于低潮、敌人的主要力量在城市、无产阶级在城市暂时失败难于立足的形势下，硬要打大城市，等于以卵击石，自我灭亡，并说服了大多数同志。会议决定“保存实力，应退萍乡”，并在“次日即向萍乡退却”②，然后经莲花、永新、到达宁冈,进入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这一转变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成功地开始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向农村转移，从实践上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道路。中国党及其领导下的队伍正是循着这条道路，把落后的农村建成了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最终取得了民主的全面胜利。井冈山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的起点。在总结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并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科学理论，表明我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历史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创造性的巨大成果，表明中国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对于中国国情和中国发展规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始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

（二）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长期斗争的反复实践、认识的结果。

当年率领秋收进军井冈山实行战略转移，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呢？笔者认为必须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不可绝对化。从全党来看，在第一次大失败后，对于党的工作中心是放在乡村还是城市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湘赣边界秋收时，包括在内，在制定计划时，都主张“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立中国委员会湖南分会”③。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各路在战斗中均遭挫折，一时无法形成较强的战斗力。所以，从这一角度说，从文家市向罗霄山脉中段退却，可以说是“被迫”的。但是，我们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领导秋收中实行战略转变，是有他深厚的思想基础的。他早在1925年回家养病时，就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并组织农民协会。1927年初，他在考察湖南农动时提出了建立农民武装的主张。第一次大后期，面对阶级斗争激化的形势，开始提出类似后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7年7月4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保存武装力量问题时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并提出了“上山”的主张，他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④同年8月9日，他在临时政治局会议上谈到组织武装问题时说：“„„要在湖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⑤9月初，他又在安源张家湾召开的秋收军事会议决定：工农军第二团“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安，使敌人切断我们的退路”⑥。说明在部署秋收时就有了撤退的思想准备，并确定了撤退的路线。在各路到达文家市后召开的前委会上，针对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见，觉得革到山上做“山大王”去了的看法，说：“我们这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⑦所以说率领秋收进军井冈山实行战略转变，是他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实践证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是一项开拓性、创造性的工作。实现这个结合，首先，要找到结合的具体形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分析了旧中国的国情，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中国的性质、对象、动力，掌握了中国的特殊规律，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个有效的形式。其次，这种结合又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反复的长期过程。这种认识上的质变、飞跃是多次量变积累的结果。

（三）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这是中国党人的永久课题和历史使命。中国党人在胜利后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如何带领中国人民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无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还是对世界现代化进程，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既不能照搬任何其它国家先前的模式和经验，也无法从马克思著作中寻找现成的答案，只有在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才能找到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商品生产极不发达，而且发展极不平衡。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路子怎么走？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过反复的探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和经验，也经历了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基于时代新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基于新科技引起世界经济一体化日益加深，从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基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将在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共存，既和平共处又相互斗争的复杂情况下进行这一事实；特别是基于“文化大”理论和实践错误的严重教训；他从时代新变化、世界新格局、中国新情况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作为我国新时期路线、方针和的理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首次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并将它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加以联系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多次论述了“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的思想。1982年9月，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⑧十二大文件从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的角度，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关理论和问题。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大文件，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科学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和科学轨道。１９９１年３月，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建议，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概括为十二条主要原则。１９９２年初，南巡谈话，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对多年来时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

重大问题作了明确地回答，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十四大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系统地概括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九个方面的主要内容，这就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过程充分表明，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这与他一贯提倡和强调中国党人的长期历史任务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与他高度重视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结合”的问题，是分不开的。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以为代表的老一辈家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开始，到走上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最早、最好地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从而把中国从挫折引向了胜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党人，继续坚持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性地设计和领导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在实践中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美好前景。我们党不断探索和研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取得了重要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我们坚信，在以为总的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最佳答案

中国党历史上的五次统一战线

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在中国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壮大起来的。中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决定了中国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长期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有着不同的任务、内容和特点。

一、统一战线（国合战线）。

中国党在1922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统一战线的方针。1923年6月召开的三大决定在保持中国党性的条件下，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以实现中国党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的合作，在此基础上形成国民的联合战线。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有党员出席并参与领导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告接受中国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为核心，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同中国党在民主阶段的政治纲领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也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一大”还确认了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以实现两党合作的原则，并选举产生了有党人参加的领导机构，从而使由大体上

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联盟。改组以后的本身就成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联合战线的形成，大大推动了中国的步伐，使北伐战争得以顺利进行。

二、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由于1927年右派集团的叛变，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暂时附和了反分子，使得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它们以反对封建压迫和新军阀统治为主要目标建立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1931年11月，中国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这是在中国党领导下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参加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组织。以为代表的中国党人，真正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将关于农民问题的一系列正确观点，运用于土地的伟大实践中，使中国统一战线从此开始建立在牢固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急剧上升，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在会后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也将抗日反蒋的方针转变为“逼蒋抗日”的方针。1936下半年，中国党领导的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础上率先形成了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最终促成了西北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由内战到和平，由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9月，以通讯社发表的《中国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发表的关于承认中国党的合法地位为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民族一战线正式形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抗战胜利以后，全中国人民热切希望中国能以和平、民主和团结的方式建设国家，继续坚持两党合作，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力量，为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但是蒋介石集团违背人愿，坚持立场，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反内战。为了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新中国，中国党领导建立起了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级、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斗争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党继续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道路，所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新历史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虽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我国统一战线的内容、性质、任务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统一战线仍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大法宝，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正式提出了中国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它标志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十年“”时期，中国党的统一战线遭到破坏。

五、爱国统一战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党的统一战线重新得到落实，明确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任务。1982年，中国党进一步提出爱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与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这更加密切了中国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爱国统一战线被赋予新的历史内涵，其范围包括：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其任务是：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和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旗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统一祖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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