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现象的新特点
坚决反对，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由我们的发展的性质决定的。我们的发展是廉洁发展。所谓廉洁发展是指我们进行的发展是有助于减少机会发生的发展。这是一种防止既得利益集团获得巨额垄断利益的发展，是一种防止的发展，是与不法企业主进行斗争的发展。廉洁发展是指发展不但是高效率的，而且是具有好的品质。
一、当前我国现象的新特点
当前我们国家的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由个人捞钱的“小”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的“大”；由内资企业的“内资”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具体来讲，现象具有的特点：
其一，群体化。像湖南省郴州原李大伦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慕马大案”中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2009年8月原巢湖周光全被判处无期徒刑，随着周光全的被查处，安徽省巢湖市有14名党政受到免职处分或被判刑，这些被处理的都有着向周光全行贿以谋取利益的“不良记录”。可以说，一些败露后，往往引起了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二，化。近年来，在党领导下，纪委、监察部查处了原政治局委
员、上海原陈良宇，贵州原、省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国土资源部原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韩桂芝，安徽省原副王怀忠，北京市原副刘志华，山东原副、青岛原杜世成，国家统计局原邱晓华等一批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落马，年均7人。2009年8月27日，纪委发布消息，通报了对广东省原政协陈绍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结果，决定给予陈绍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这是最近的一起省部级“落马”案。海外媒体对此评价道，2009年1—8月，“6名副省级以上被集中查处，彰显出反的决心和力度。”9月份后又相继查处了贵州省政协黄瑶、辽宁省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李堂堂的问题。12月份查处了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党组、副总裁张春江的问题。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有17人。
其三，巨额化。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1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1.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12.9387亿元，人均挪用1.4376亿元。2009年7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做出一审判决，认定陈同海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审理查明，1999年至2007年6月，陈同海利用其担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牟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573亿余元。
其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
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上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离职前在安插亲信或选定“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如广东省原高级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
其五，潜规则化。从文化上看，我国乃是一个宗理社会，血缘观念极强、法制观念薄弱，这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为行为的发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的条件，如“潜规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其典型特征就是“跑官卖官”和拉选票。再例如“消解”文化也应当注意，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从追求庇护到跑官买官，并按照这一游戏规则所提供的激励机制来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正直的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
其六，国际化。有的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裸体”问
题浮出水面，暴露出以往外逃贪官贪腐时“留一手”（即任职期间有意将妻儿送出国，独自一人在国内），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去国外的谋略。而某些干部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滞留不归的情况更是暴露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长。
其七，新型化。在新兴领域开展反斗争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反措施比较少导致新兴领域案件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与女人直接相关的现象不可轻视，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中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原主任、原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刘春锦讲：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惊人现象。原天门张二江甚至把‘小姐’带到家里嫖宿。商人陈某曾将一名“小姐”送上门，张二江欣然“笑纳”。时隔几天，该“小姐”从电视里见到了张，大吃一惊。被“”后，张二江供述了自己曾同107名妇女发生过不正当性关系，连同其夫人，天门人戏称张二江是“梁山寨主”。最近查处的黄瑶也有多个所谓的“干女儿”作为自己的情人。
以上只是现象的一些新的特点，是社会的病毒，病毒肯定会变异。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问题也在发展变化。
附加：盘点以来我国反的特点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党面立几十年，反就搞了几十年，在反方面，只有形式的差别，没有本性的区分。反斗争在各个不同的时期，也都有各自的特点。党的十八之后的反，在我党历史上，是最具特点历史时期。之后的反腐举措、反腐成果、百姓对反的反映都足以证明，之后的反真正击中了分子的要害，抓住了反的根本，为今后的反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盘点一下之后反的特点，便会让我们对党今后的反思路、、决心、策略有一个明析的认识。之后反的主要特点是：
旗帜鲜明。
一、 党的一改对问题遮遮掩掩的暧昧态度，鲜明地指出：“要坚定不移反对，永葆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反对、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不坚决反“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在这里没有对问题的回避，没有对党风问题的粉饰，更没有提出什么“分子只是极少数”，而是坦诚地指出了的严重性、危害性。并旗帜鲜明地表明反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一提法也成了中，搞与反的分水岭与试金石。并且十分清楚地指明了今后反的方向。之后，全党、全国和全国人民不是已经经看到了党反的决心了吗，看到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的态度了吗?召开之后，不仅加强了对反的领导，更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反的强大声势、攻势。真正体现了中国党与分子、势力势不两立的姿态与决心。
多管齐下。
二、 之后，党在反的部署方面，推出的举措不是单一的、的，而是全面的。这些举措一是根据当前的特点，率先制定了关于改进作风的规定，此举一出，令那些懒官、庸官、馋官、坏官、贪官们，个个如过街老鼠，感到了反的强大威力，看到了人民群众那监督的亮眼，从而让分子们感到了那末日的恐慌与悲哀。当落实规定正在深入之时，党又向地方派出八路“巡按”——巡视组。巡视组高举尚方宝剑，情揣最高领导人的“圣旨”，令那些老的新的分子惶惶不可终日。而巡视组也成了反的先头、先遣队与先锋队。正是巡视组对地方的探究与分析，才让隐藏很深的分子应声落马。党的第三步棋就是又派出了自己的后续“”——45个群众路线教育督导组。这45个督导组犹如冲击阵营的尖刀，更让分子无处藏匿。党的第四步棋就是在全党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并且要求所有党员干部，都要照镜子、洗洗澡、治治病。如此，不仅让那些沉湎于的泥淖中不能自拔的们接受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还会让那些抱着臭脚见上帝的分子们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握在党特别是习总手里的“多管”，其实就是党挥向分子的“组合拳”，而拳风所到之外，让分子应声而倒或者狼狈而遁。在如此周密的部署之下，如此严厉的措施之下，如此毫不留情的打击之下，分子还会有好日子过吗?
大小统打。
三、 党的之后，一改打苍蝇多，打老虎少;打下头多，打上头少;打贪贿多，打其他犯罪少;打现行多，打退位少的状况，坚持苍蝇、老虎一齐打、上头下头一齐打、贪贿分子与作风败坏的分子一齐打、在职的与退下来的一齐打。之后，不是有不少位高权重的分子、隐藏很深的分子、身在“朝”中的分子、在乡间的分子、带着的罪孽退下来的分子，有不少被挖出来了吗?可以说之后的反斗争，是一种立体式的、全方位的反策略。那就是绝不让分子有立足之地、藏身之地、侥幸之地、再生之地。如此反，才让中国人民真的看到了希望，感受
到了党的伟大。
雷厉风行
四、 。党的之后的反斗争，一改过去对案件一拖再拖，一推再推，一轻再轻的局面，坚持了对分子的“秒杀”。那就是只要查出有严重的行为，便毫不犹豫地绳之以党纪国法。让分子们丢官、丢财、丢人、丢自由。不是有不少分子前边被举报，后边就被查，前边查出，后边就双开吗?象雷政富、刘铁男及最近查处的几名省部级，不都被以极快的速度摘了他们的乌纱帽，开除了他的党籍、政籍了吗，有的不是被很快移送起诉了吗?一个“快”字，充分彰显了党对分子的态度，与坚决反的决心。
依靠群众。
五、 之后，一改依靠少数人反、依靠专门机关反的布局，坚持与发扬了依靠群众的路线。纪检与检察机关，根据民众各种形式的举报，迅速地侦破了一批重大案件。特别是反专门机构从网上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线索，让一些分子闻网色变。党与各级、纪检、检察机关对公民举报的重视，也极大地调动了公民举报的积极性，让分子陷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党的之后的反，特点是鲜明的，成果是显著的，人民是高兴的、分子是害怕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反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与党唱对台戏的声调。比如“两头热，中间冷”的现象仍存在，一些地方对严重的仍视而不见甚至包庇、掩护、袒护;有些论罪必死甚至罪该万死的大分子，被判处什么“死缓”，让该死的分子死里逃生;有些地方的执纪部门，搞以纪代法。对已经构成犯罪的分子，
不向司法机关移交，有的仅令其退出赃款、赃物，或只给个处分便不了了之，有的甚至官照当，或易地作官;也有的所谓的专家、学者为分子喊冤叫屈，鸣“不平”，甚至胡说要对分子实行大赦，废除分子的死刑等。这些情况也让人们看到了反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反要继续进行下去，要取得预想的成果，达到预想的目的，就必须象对待分子那样，清除在反当中的各种杂音。对那些以种种理由宽侑分子、为分子张目的人，也必须以分子对待。唯如此，才能形成反的合力，将各种分子从中国这块土地上清除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