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家法律思想的形成与演变
儒家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思想体系和生活方式，它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儒家法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法律思想宝库，几千年来与中华民族相濡以沫，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它经历了三种形态，三种演变。即从“礼治”到“法治”再到“礼法合治”，儒家法律文化以“礼治”形态为发端，以“法治” 形态定型，最后以“礼法合治”形态构成完备的体系。
“礼治”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法律文化思想。“礼治”法律文化的基础是建立在土地“王有”的基础上，其实质是“王权天授”的神权政治和“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的习惯，起源于原始人的祭祀。但一经儒家渲染之后，“礼”已不是最初始祭神、拜祖意义上的礼了。而成为“治天下”的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这样的礼，实质上是法。以礼为根据，衍生出各种行为规范，老百姓必须严格遵守。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西周的“礼治”要求以“亲亲”、“尊尊”原则来立法，严格维护“礼”所规定的井田制、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以及贵族的各种世袭，同时主张“明德慎罚”，“罪疑惟轻”等等。到了春秋时期，儒家坚持和发展了“礼治”思想，他们视“礼”为根本的国家制度和主要统治方法，作为制定法令的指导原则与基本纲领，从而使“礼治”具有了法律的性质和内容，这时的“礼”多以不成文的诰、令、训、习惯等形式表现。“法治”观念的提出是与儒家的“礼治”针锋相对的。“法治”自形成之日便与君主联系在一起，以刑罚的运用作为主要内容。在法家看来，法之所以重要，是由于法具有“定分止争”和“兴功禁暴”的作用，在于法能约束人民，维护和巩固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法家关于法的作用的论述，以管子概括得最好，所谓“夫法者，所以兴功禁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春秋战国是从“礼治”到“法治”的变革时期。这种变革，既是一场政治变革，也是一种演变。由于“法治”比较适合封建
制确立初期的社会需要，所以得以取代“礼治”而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形态。秦始皇依仗法家的铁腕终于统一了中国，但他的也使法家名声扫地。但不管如何，“法治”为主体的法律文化，开辟了中国古代成文法的发展，建构了封建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汉承秦制，董仲疏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高度集权者们把儒家奉为官方哲学，这样，儒家和法家，礼治和法治，一个台前，一个幕后，在中国封建统治者手中合二为一，达到了“礼法合治”。“礼法合治”即宗法制与官僚制的结合，家族伦理原则与君主原则的结合，道德教化与法律强制的结合，贤人政治与刑法治国的结合。表现了“礼”、“法”通过统治方法上的相互补充和交替作用，从而在制度上由原来的对立走向统一。进入“礼法合治”阶段，“礼治”与“法治”虽然彼此对立，却又相互沟通，具有同一性。例如：“礼治”维护宗法等级，而“法治”维护官僚等级；“礼治”强调“身正令行”，而“法制”强调“君臣上下贵贱从法”；“礼治”提倡君臣“名分”，而“法治”提倡君主“独制”；“礼治”主张“一准乎礼”，而“法治”主张“一断于法”等。对于集权的封建统治来说，离开了“礼治”便无法调整宗理关系，从而失去统治的支柱；离开了“法治”则无法对付民众的反抗和内部对抗性矛盾。因此，“法治”与“礼治”二者相互结合。
儒家法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经受了古代中国社会法律实践的考验，以其几千年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了它自身的存在价值。它从整个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人生观、价值取向、道德操守出发，开创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文明古国的法律体系；并与中华民族其它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中华民族不朽的文明史，使古老而悠长的东方文明在人类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篇章。尽管中国步入现代后，儒家法文化从官方哲学的高位上退了下来，并且呈现出衰落的总趋势，但是它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民族心理，在中国的生活中依然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二、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一套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哲学基础、以儒家学派的主流思想为理论根据、以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家庭家族为社会土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而圆熟的法律传统和法律。法律的儒家化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在制定法律时，以“礼”作为立法根据和指导思想；以“礼”的基本原则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标准；并且以“礼”来注释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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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法制强调法律、刑罚与道德教化的相互为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教化与法律刑罚之间关系的典型概括。儒家的政治学说是以人性性善论为基础的。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以只要通过适当的礼义教化，则“人皆可为尧舜”、“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就不难实现。法律刑罚的功能是相对有限的，所谓“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杀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罚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因此，治理国家应该是“导之以礼，齐之以刑”，应该“德主刑辅”。意思是治理国家、统治民众应以发扬德政、宣传教化为主要的手段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像法家主张的那样本末倒置。同时，制定法律、实施刑罚也应反映、适应礼义教化的要求，使法律成为道德仁义、纲常名教的最好载体。所以，儒家不仅主张实行“仁政”，也强调执法要“仁恕”，要审慎，要“恤刑”。过于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实践当然容易导致泛道德主义泛滥，容易使法律沦为政治和道德的附庸和工具，这是其消极的一面。但这种理论注意到从更宽泛的角度，多方面看待和处理社会问题，无疑又有其值得参考借鉴价值。
注重家族伦理，注重维护家庭的和睦和亲情。我们的祖先认为，家庭的生命是一脉相承的整体，个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女的生命又是个人生命的延续。所以我们把家庭亲情称为“骨肉之亲”，兄弟关系称为“手足之情”。在这种情形之下，一遇到与亲情
伦理有关的问题，考虑的、注重的东西，就和常不相同了。传统法律制度，很自然地被深深地烙上了这种印痕，“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伦理特性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在各朝法律特别儒家化以后的法律中，有关处理亲属、家族成员间杀伤、侵犯、奸盗、婚姻、田宅及子孙不孝、违反教令等伦理性条款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处理这些亲属间纠纷的原则，向来是儒家所宣扬的尊卑、亲疏观念，完全是一套不同于常人的评判标准。这些伦理性规则中，充斥着相当浓厚的尊卑、亲疏、名分等色彩，含有明显的父子、夫妻、尊卑长幼间不平等的成分，但是其中也包含有维护家庭和睦、强调家庭成员间相互扶助，特别子孙对父祖、卑幼对尊长的尊敬、抚养的义务。这些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表现。
注重调解、调处，强调息讼、和息纷争。“和谐”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对传统社会司法诉讼、解决纷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直接提出“无讼”的理想，就是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大家相互忍让、体谅，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就不会发生争讼；即使有了争讼，也可以相互妥协，和睦相处。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无讼”被士大夫阶层视为一种终极的理想和目标，逐渐设计和形成了一套关于“贱讼”、“息讼”、调解和调处的特殊制度。这些制度的消极面在于过于强调“息讼”而忽视了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但对缓和社会矛盾、降低社会成本、消除滥讼现象、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礼法合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真谛与特色。在战国时期“礼治”与“法治”开始进行交锋，交锋的结果之一是“礼治”东山再起，“法治”隐退，另一方面也是“礼治”与“法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融合。“礼法合治”实质是自然经济、宗法结构与集权君主政体相溶合的结果，相应地法文化型态也妥协成“混合型”法文化，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习惯法”与“成文法”结合的“混合法”样式。这种样式从西汉至清末的两千年间，“伴随着秦汉封建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儒法合流，珠联璧合，形成中国正统的
法观念，并且逐渐积淀于民族心理之中”，因此礼法交锋促成了“礼法合一，德刑兼治”，促成了儒家正统法律思想在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地位，并且这种“内外混合”型法文化逐步向法律实践领域扩张，西汉儒学们发动“以经决狱”将经义凌驾于法律之上，实践于审判活动之中，吹响了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号角，东汉儒臣掀起“以经注律”的热潮，几乎把法家制度的律文打上儒家烙印；而后“以经立法”的唐律结出“一准乎礼”的硕果，“礼法合流”即大功告成，“这样，中华帝国的法律就成了法家和儒家学说的混合物”。礼与法的关系是“礼为本，法为用；礼为主，法为从，礼为先，法为随；寓礼于法，明法彰礼”；在法律规范上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习惯法与成文法并举的“混合法”状态。
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法律以德教为主，道德是社会调整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只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辅助手段；刑是工具，而道德教化则是目的；刑罚的适用必须建立在德教的基础上，而实施刑罚的目的则是实现道德教化的要求。道德几乎成为法律的化身。道德规范对法律世界的介入非常广泛，以致于很难截然划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不仅道德上的要求与法律精神相契合，触犯法律的行为不道德，有悖道德的行为也是非法的。在德刑关系上，德教的地位高于刑罚，即所谓“德主刑辅”，所谓“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肋焉”。传统法文化主张“为政以德”。“为政以德”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提倡仁政，反对；二是重视道德教化，主张“以德化民”。德与刑相比，是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就叫做德主刑辅，所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也就是说，刑罚必须以礼乐为依据，否则就不会得当。从使用效果来说，儒家认为，刑罚只能惩罚犯罪之后，而德教却能“止邪于未形”，防患于未然。从使用顺序来说，儒家主张先教后诛，反对不教而诛。这套主张，由儒家所倡导，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尚未被统治者采纳。后来，由于秦王朝不施仁义，专任刑罚，导致二世而亡，“德主刑辅”说才逐渐引起封建统治者的重视。经贾谊、董仲舒等人加工、改造，“德主刑辅”被奉为正统，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方法，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德主刑辅”思想的指导下，法律自我发展张力极其衰微，法律成为伦理道德体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行政命令之间没有明确
界线，法律缺乏性和自治性，从而丧失了自身作为法律的独特个性和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