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阳地区出土的两件西汉刻铭铜器浅议 辽．ｆ；日地区出土的两件西汉刻铭铜器浅仪 李智裕金岩 唐仁子 （辽阳博物馆，辽宁辽阳ｌ１ｌｏｏｏ） 【关键词】辽阳；西汉；刻铭铜器 【摘要】辽阳博物馆收藏有两件１９８８年出土于辽阳市太子河区东京陵乡石嘴山汉墓中的西汉刻铭铜器 其中的铜魁应为铜承盘，与同墓出土的铜熏炉是一组器物。两件铜器所刻铭文为研究汉代计量提供了实物资料 也反映了汉代辽阳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交往。 辽阳博物馆收藏有两件西汉刻铭铜器， 上文介绍的铜熏炉腹部和底部均镂空，应有 铜熏炉和铜魁，均为国家一级文物ｌｌｌ。铜熏炉 承盘承接从炉内掉落的灰烬，且这两件器物 高９．６厘米，口径１２厘米。侈口，束颈，鼓腹， 制作工艺相似，又在同一墓中出土，所以应是 平底，底附三兽面蹄形足。腹部镂空，饰几何 一组器物（图 ）。 纹饰，底部镂空，呈六瓣花叶纹。一侧附长方 铜承盘柄部的铭文清晰，释为“蓟容重 柄，方銎口，浮雕兽面纹，柄下刻有铭文。铜 三斤十四两”（图二）。“蓟，古地名，师古日： 魁高２．９厘米，口径２Ｏ厘米。圆盘形，平折 ‘蓟即幽州蓟县。’蓟县，秦、西汉为广阳郡治， 沿，浅直壁，平底，底附三兽面蹄形足。器壁 东汉至北朝历为幽州、广阳郡、燕国、燕郡治， 一侧附长方柄，方銎口，浮雕兽面纹，柄下刻 位于今北京城西南隅。”［５１“容”表示器物容量， 有铭文。两件铜器均为１９８８年出土于辽阳 后无具体数字，究其原因，应是沿袭汉代铭文 市太子河区东京陵乡石嘴山汉墓中。 格式误刻所致，可算一特例。“重三斤十四两” 其中“铜魁”器物命名疑似有误。魁是一 表示器物重量。汉代重量单位是铢、两、斤、 种饮食器具，《说文解字》中记为：“魁，羹斗 钧、石，２４铢等于１两，１６两等于１斤，３０斤 也。” 关于魁的形制和功用，王振铎先生和 等于１钧，４钧等于１石。以河北满城汉墓出 孙机先生在其著作中均有详细论述［３１，而馆 土的刻铭铜器为例，汉１斤合今约２４３．４３ 藏的这件命名为“铜魁”的器物，其形制与学 克 。铜承盘铭文记此承盘“重三斤十四两”， 界观点明显不符，应命名铜承盘为宜。在汉 应合今约９４３．２９克，此铜承盘现在的实际重 代，熏炉、方炉、手炉之类器物常配有承盘 ， 量为７４０克，与之相比要少２０３．３克左右。由 辽阳地区出土的两件西汉刻铭铜器浅议 图一 铜熏炉组合 图二 承盘柄部铭文 图三 熏炉柄部铭文 于铜承盘出土后经过修复，至今底部还有缺 损部分，再考虑到当时的生产误差，尚缺的 １００多克疑是缺失的手柄重量。 物铭文的释读以及对器物口沿造型和磨损痕 迹观察，我们暂且认为该器物无盖。 辽阳博物馆馆藏的铜熏炉和铜承盘做工 精美，彰显出汉代厚重的风格，在东北地区比 较少见。所刻铭文为研究汉代计量以及铜器 铭文格式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也间接反映 了汉代蓟县（今北京地区）与襄平（今辽阳地 区）两地的经济交往活动。 ［１］ｆ７］辽阳博物馆编：《辽阳博物馆馆藏精品图录》， 辽宁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３—１０４页。 ［２］《说文解字》，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 ［３］．ｄ．王振铎：《论汉代饮食器中的卮和魁》，《文物》 １９６４年２期；ｂ．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 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１２页。 ［４］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文字编》，吉林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８—４９页。 铜熏炉柄部所刻铭文与汉代同类器物铭 文相比较为简略，铭文中没有该器物的具体 称谓，器形与出土的其它汉代熏炉相比也较 为特殊，因此也有可能是方炉或者手炉。铜 熏炉铭文磨损严重，字迹模糊，原释为“内官 容三口，少重三斤八两” 。经过重新辨认，应 释为“内官，容三升少半，重三斤八两十二朱” 为宜，在器物柄部还刻有“五十”字样（图三）。 “内官”，机构名称，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 载：“初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宗正。”［８１“容三 升少半”表示铜熏炉的容量。“五十”应是熏 炉序号，在汉代，铜器铭文习惯用自然数表 示器物的序号１９１。“重三斤八两十二朱”表示 铜熏炉的重量，“朱”同“铢”，汉代重量单位。 仍以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刻铭铜器为例，铜 熏炉铭文自记“重三斤八两十二朱”，应合今 约８５９．６１克，现在此铜熏炉的实际重量为 ６２０克，与之相比要少２３９．６１克左右，除去器 物磨损以及考虑到当时的生产误差，所缺的 ２００多克疑是缺失的手柄重量。经过对该器 ［５］《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上海辞书出版 社，１９９６年，第９３５页。 ［６］周筠，陈静：《满城汉墓出土铜器铭文研究》，《文 物春秋））２ＯＬＯ年３期。 ［８］《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 ［９］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中的编号》，《史学集刊》 １９９８年２期。 ［责任编辑：许潞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