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要特征——文学自觉
鲁迅在他的著名论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
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文学的自觉”是本时期文学的最主要的特征。贯串整个魏晋南北朝，大约经过三百年才实现。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
第一，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
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他所说的文章，不仅包括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文章，还包括诗、赋等文学作品。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将文学提高到“大业”、“盛事”的高度来看待。这个情况与汉代作比较就可以看出区别。汉武帝虽然也喜欢文学，他的身边确实也聚集了一批文学家，但只不过是“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司马迁《报任安书》）。而他的喜欢文学，更多的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娱乐消遣作用。所以说，汉代文学还未走向自觉，还未取得完全和高尚的价值与地位。
对文学的重视还表现在一些学者文人对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编辑和品评。如梁太子萧统编的《文选》，南朝陈代徐陵编的《玉台新咏》，钟嵘的《诗品》等。
文学观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一些文学批评家著书立说，专门对文学进行品评、研究。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主要的贡献：（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
（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妙，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有了对各种体裁的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新的文学思潮，就是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求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及价值。《文选》列各种文体为37类，《文心雕龙》把文章分为33类，而且将这些类又归纳为两大类：文与笔。《文心雕龙》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里所说的“文”，主要指诗赋等注重文采、抒情体物的文体；“笔”，主要指论说、表章等实用的文体。虽然这样的分法只是从有韵无韵上考虑，但毕竟已经注意到了各种文体的特点和性质。
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曹丕《典论〃论文》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善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的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而梁元帝萧绎的《今楼子〃立言》，对文笔的划分更准确了：
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若文者，惟须绮穀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这里，他认识到“文”的特点有三：美的辞采、美的声调音律、能够打动人的心灵。他是从审美特征来认识文学的，比较直接的抓住了文学的本质特征。已经跟我们今天对文学的认识几乎一致了。
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不但表现在理论的创新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创作实践中追求美的创造。表现在：
一是开拓了一些新的题材。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这些都是表现自然美的；梁代宫廷里出现了“宫体诗”，主要是表现女性美的；边塞诗也始于南北朝。
二是文学形式的更新演化，也反映了一种对美的追求。拿诗歌来说，古体五言诗在汉代已经成熟，经过建安诗人和阮籍等人的创作，在内容、手法等方面又有新的发展和丰富；七言诗在汉代产生，但数量极少，到了曹丕的《燕歌行》，可以看到明显的进步，南朝的鲍照又创立了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乐府歌行；齐“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最美的诗歌样式——格律诗即将出现。
三是追求修辞的华美。这与文学观的发展是一致的。曹植的诗歌开始讲究词采华美和对仗工整，开始着意于炼字造句。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公宴》）此后太康诗人、南朝诗多着意于此，成为一种时尚。
第四，注重文学与哲学的结合。文学与哲学结合这一特点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比较明显，但严格讲，先秦诸子散文不是文学作品。而哲理诗在先秦两汉时较少见。到了汉末，从古诗十九首起，诗歌中已经有了哲理化的因素。到了魏晋时期，文学与哲理的结合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当时玄学有关，另方面与作家个人的经历有关。从根本上说，是作家个人意识加强，重视个体价值的结果。本时期的哲理诗，以阮籍、陶渊明的成就最高。这一
种文学与哲学的结合，给中国古代文学的面貌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这使文学（主要是诗歌）摆脱了简单的、就事论事的反映现实的传统，表现了作者更为深邃的心理活动，并把读者带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思考。诗歌的内涵，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深沉、厚重了。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是文学的各方面都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尽管这个时期的文学还不是很成熟，但是它为后代的文学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则，提供了多样的发展空间，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为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