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鲁迅乡土小说创作差异分析
潘浩
【摘 要】鲁迅是中国乡土文学作家的伟大代表,沈从文的创作稍晚于鲁迅.鲁迅的乡土小说侧重挖掘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沈从文以表现人性美为主要基调.鲁迅希望通过对人性的批判改造人性,而沈从文则希望通过对人性的赞美留住美好的人性.鲁迅的乡土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人性恶的一面,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则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美的一面.
【期刊名称】《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年(卷),期】2017(034)002 【总页数】4页(P24-27)
【关键词】沈从文;鲁迅;乡土小说;差异分析 【作 者】潘浩
【作者单位】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院,江苏连云港222006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7.42
在乡土文学的发展史上，卢梭起到了先驱作用，华兹华斯和乔治·桑分别用诗歌和小说确立了乡土文学的地位。此后，乡土小说逐渐发展成为乡土文学的重要艺术形式。中国最早使用乡土文学概念和提倡乡土文学理论的是周作人。1910年，周作人翻译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的《黄蔷薇》时指出，“此书体式取法于牧歌，描写乡村生活、自然景物，虽运用理想，而不离现实，实为近世乡土文学之
作”[1]239。在《地方与文艺》《旧梦》这两篇提倡乡土文学的理论文章中，周作人强调创作要有“地方色彩”和“风土之力”。
中国乡土文学最早的创作实践者是鲁迅，他的《故乡》《祝福》《社戏》都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品。沈从文是稍晚于鲁迅的乡土文学作家，他的《边城》《丈夫》《柏子》也是中国乡土文学的经典之作。他们的乡土小说都以中国农村社会生活为题材，但是他们在创作乡土小说的动因、对笔下人物的情感、塑造的人物形象、使用的叙述语言和反映的文学地理区域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
鲁迅去日本留学，最初希望学习西医以治病救人，后因认识到学医只能拯救肉体，却无法改造国民精神，毅然转向文学创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鲁迅批判国民性（人性）视角的形成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在鲁迅13岁那年，他的祖父周福清原本在朝廷为官，因科场贿赂案被捕判斩监候，周家开始走向败落；他的父亲周伯宜脾气变得喜怒无常，酗酒、吸鸦片，继而一病不起。年少的鲁迅从生活优裕的官宦子弟沦为经常出入当铺和药铺的苦孩子。他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2]1随后，父亲周伯宜病逝、周氏家族分房等一连串的家庭变故，让鲁迅倍感世态炎凉。这些生活经历深刻影响了鲁迅的性格，既让他怀念快乐而美好的童年时光，也为他增添了倔强孤傲的脾气，更成为他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国民性的诱因。翻开鲁迅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取材于他童年生活经历的小说往往饱含温馨的情怀，而那些取材于他童年以后生活经历的小说则渗透着强烈的批判性。 沈从文1922年到北京之后去北京大学旁听学习，同时尝试创作文学作品。在陈渠珍停止了对他的经济帮助后，沈从文的生活变得窘迫不堪。为了谋生，他开始大量写作小说。艺术的局限以及创作的仓促，使得沈从文早期的作品缺乏深度。苏雪林评价他用字造句“虽然力求短峭简练，描写却依然繁冗拖沓，有时累累数百言还不能达出‘中心思想’……他用一千字写的一段文字，我们将它缩成百字，原意仍不
失”[3]41。经过博览群书和艰苦摸索之后，沈从文的创作逐渐成熟。1928年，《柏子》的诞生标志着沈从文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沈从文创作的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让读者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而他因为有感于城市生活的繁杂，更沉迷于自己作品营造的湘西世界里。如果说沈从文最初是为了谋生而进行文学创作的话，那么他进入创作成熟期后的文学创作更多的是为了表现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即他自己所说的“用文学创作建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
沈从文的这种观念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小时候，沈从文对在课堂里读书不感兴趣，喜欢在上学路上看那些有趣味的事物、有趣味的人。他看针线铺的老人带着极大的眼镜磨针、看大肚子皮匠用夹板做鞋、看染坊里染工劳作的情形。从这些日常生活中，他明白了事理，明白了人生。他说：“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以价钱上的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察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4]179这种不对日常生活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态度，使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没有居高临下的视角，而以贴近人物的方式、带着浓郁的乡土情思去展现人物质朴自然的心灵。此外，湘西水多，沈从文从小亲近水，他“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4]109，水教会他认识美、学会思索。故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善于写水，造就了他小说平和冲淡的艺术风格。
两位作家均在各自的乡土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农村人物，对笔下人物的情感却有很大的不同。鲁迅的《阿Q正传》中乡土味十足的小人物阿Q，是鲁迅乡土小说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阿Q欺软怕硬：看到小尼姑就流氓气十足地上去揩油；看到身份比自己低的小D能在衣服上捉到许多虱子并咬得啪啪响，心里就老大不爽，冲上去就一阵缠打；与别人争斗得到便宜就忘乎所以，失败了就“精神胜利”一下，安慰自己就当被儿子欺负了。不难看出，鲁迅对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从批判的角度刻画这一人物形象的。沈从文对笔下人物的态度、情感与鲁
迅明显不同。他在《边城》中塑造了翠翠这一人物形象，“翠翠”这个名字就传达了作者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喜爱：湘西处处青山绿水，山上竹林摇翠，人物与优美纯朴的自然景色相得益彰。相比之下，“阿Q”这一名字充满了讽刺意味，隐喻着其身份的卑微。《边城》开篇不惜用几千字描写“茶峒”的自然环境，以优美纯朴的生活环境为翠翠出场做足了铺垫，可谓是人未出场但读者对她印象已深。翠翠天真活泼、了无心机。“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5]209沈从文对翠翠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当然，鲁迅也带着眷恋与温馨描写笔下的人物，比如《社戏》中的阿发、双喜，《故乡》中的少年闰土。这些人物的原型大多是鲁迅童年的玩伴，鲁迅对他们自然怀有别样的感情。沈从文持有讽刺态度的人物主要集中在他的都市题材小说中，如《来客》中的白脸少年绅士、《若墨医生》中的若墨医生、《八骏图》中的几位教授。有意思的是，无论鲁迅对人物持正面情感还是持负面情感，他作品的艺术水准都难分轩轾；而沈从文对人物持负面情感的作品，艺术水准往往大大低于对人物持正面情感的作品。
鲁迅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带有劣根性，如《阿Q正传》中善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孔乙己》中迂腐的封建文人孔乙己、《祝福》中愚昧的农村妇女祥林嫂、《故乡》中被生活折磨至麻木的闰土等。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则大多散发着纯朴的人性美，如《柏子》里爬到高高的船桅上给吊脚楼里的妇人唱情歌的水手柏子、《媚金·豹子与那羊》中为了纯真的爱情双双殉情的媚金和豹子，以及《边城》《萧萧》《长河》等作品里的那些纯洁质朴、厚道善良的人物。
两位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形成如此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对当时普通民众的人性
看法不同。鲁迅往往以批判的视角审视人物，《孔乙己》透出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祝福》透出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批判，《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麻木的人性；沈从文也写了一些对人有讽刺批判倾向的作品，但他那些取材于湘西生活的作品大多使用客观描述的方式讲述故事，把自己的伦理观、价值观隐藏在叙事之中。《丈夫》写的是乡下女子到吊脚楼下的船上卖身的事情，作者以当地人的视角将之作为寻常事情来叙述，力求避免留给读者有伤风化的印象。在《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两个士兵同时爱上了一家豆腐铺中的女子，该女子后来吞金自尽。瘸子号兵得知，吞金而死的女子如果在七日之内能得到男子的偎抱就能复活，于是偷偷地去挖开坟墓。这种乡土风味十足的故事原本就不多见，再加上沈从文不偏不倚的叙述态度，就更让小说显得独特了。
鲁迅的小说语言精练简洁，像是一刀刀雕刻出来的一般。《祝福》描写祥林嫂“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2]122。这个“轮”字用得何其巧妙，如果换成“眨”“动”等词语，艺术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孔乙己》中写“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2]17，实在是精练之极。最初孔乙己阔绰时，买酒付账是“排”出九文大钱；被打折了腿后再来买酒，则是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一个“排”字，一个“摸”字，前后形成对比，把孔乙己的落魄潦倒写得淋漓尽致。鲁迅描写孔乙己被打折了腿后的凄惨情形，有这样一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2]20，其中的“走”字，把无限的酸楚况味收入其中。 沈从文早期作品的语言生涩而冗长。20世纪30年代后，他作品的语言已经变得玲珑剔透。与鲁迅的精雕细琢不同，沈从文的小说语言平淡自然，这一语言风格在《边城》中达到极致。《边城》的语言文白相间，流畅平淡，像沅河的水一样汩汩而出。比如，《边城》开篇的一段描述，“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5]207，语言简洁而流畅；介绍翠翠家庭只
用了十几个字，“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5]207。又如，短篇小说《丈夫》以“落了春雨，一共有七天，河水涨大了。河中涨了水，平常时节泊在河滩的烟船妓船，离岸极近，船皆系在吊脚楼下的支柱上”[5]204短短几句话，就把故事发生的环境不紧不慢地交代得清清楚楚。
乡土事物及乡土风俗是乡土小说中文学地理区域的重要构成因素。鲁迅的乡土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乌篷船、旧毡帽、曲尺形的酒柜、黄酒等，都是他的故乡浙江绍兴百姓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他还写了社戏、祭祀、省亲等习俗，如《社戏》写出嫁女儿夏天回娘家省亲的习俗、带有祭祀意味的社戏，《故乡》写绍兴当地给人做工的有长工、短工、忙月等，这些是绍兴民俗的重要内容。沈从文的乡土小说经常出现吊脚楼、沅水、水车、渡船、碾坊、竹子等，这是他的故乡湘西凤凰百姓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他的作品还叙述了沉潭、娶童养媳、唱山歌、赛龙舟等民俗习惯，以及水手在水上谋生活、妓女与水手间的露水情缘等生活，这些都是湘西凤凰常见的社会现象。例如：《萧萧》里写童养媳，写偷汉子的已婚女子被发现之后要沉潭或者卖给别人；《丈夫》里写湘西当地一些在乡下种田为生的年轻丈夫，把媳妇送到城里吊脚楼下的花船上做妓女。
乡土人物是乡土小说中文学地理区域的另一重要构成因素。鲁迅塑造了一批生活在“鲁镇”中的人物，包括靠给人打短工谋生的游民阿Q、给人抄书谋生的落魄文人孔乙己、从婆婆家跑到鲁镇做女工的寡妇祥林嫂、总是念叨着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太，以及《故乡》中鲁镇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我”、《社戏》中依照鲁镇的习俗夏天随母亲回外祖母家省亲的“我”。沈从文塑造了一批生活在“湘西”的乡土人物，有在沅水上往返运输货物的船上水手柏子，有12岁就做了童养媳的懵懂少女萧萧，还有一个小渡口边老船工的孙女翠翠。鲁迅和沈从文笔下的这些人物带有鲜明的乡土色彩，他们被置于作者构建的、富有地方风情的社会生活中，丝毫没有违和感。
鲁迅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分别贴合各自故乡的乡土特质，对人、物、习俗、环境进行了非凡描写，构建了各具特点的、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文学地理区域。鲁迅的乡土小说以浙江绍兴为空间原型，构建了“鲁镇”这一文学地理区域；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以湖南西部地区为空间原型，构建了“湘西”这一文学地理区域。对比之下不难发现，鲁迅对“鲁镇”的情感就如他对笔下人物的情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沈从文对“湘西”的情感也如他对笔下人物的情感，既有深深的爱怜，又怀有淡淡的悲伤。“鲁镇”和“湘西”是他们各自的精神故乡。
当然，沈从文和鲁迅的乡土小说还有许多差异之处值得探究。比如，在家庭结构上，鲁迅乡土小说中的许多主要人物没有完整家庭，有的连姓氏都不确定，如孤身汉阿Q、丧夫的寡妇祥林嫂、孤身的落魄文人孔乙己；而沈从文乡土小说的主要人物往往有一个亲人陪伴在身边，如与母亲相依为命的三三、与祖父相依为命的翠翠。再如，两位作家小说语言的地方特色、人物命名的用意等方面也有不同。
【相关文献】
[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M].：三育图书公司，1980.
[2]鲁迅.鲁迅文集：小说卷[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3]邵华强.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沈从文研究资料：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4]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9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5]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